燕涿，地处华北平原农耕区的北部边缘，虽然在行政上多隶属于内郡，但却是历代中原王朝联通边地和塞内外少数民族的重要枢纽。这里不仅有着传统的农业经济生产模式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同时也因为重要的交通战略地位，成为历来的兵家必争之地。
燕涿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历史地位，在秦汉时期已奠定了基础，学术界对于该时期的燕涿社会也有所研究。行政沿革是秦汉时期燕涿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燕涿行政沿革与特点，对于全面了解燕涿社会其他方面的情况大有裨益。
秦汉燕涿行政建置概述
一、改“都”为“县”：始皇二十一年置“广阳郡”
燕涿主体地域在秦时属广阳郡。有关秦是否置广阳郡，历来有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秦时未置广阳郡。原因在于《汉书·地理志》未提秦置广阳郡，《史记集解》所列“三十六郡”也无广阳郡。《太平寰宇记》沿承其说，并指出“至始皇灭燕，置三十六郡，以燕都及燕之西陲为上谷郡”，认为原燕都地区应为秦朝上谷郡的一部分。
另一种观点认为秦已置广阳郡。最早见于郦道元的《水经·漯水注》：“秦始皇二十三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清人全祖望赞同郦道元的说法，全祖望认为燕都地区作为内地，秦并天下应置一郡。后世王国维、后晓荣等学者对此表示认同。
另有学人认为战国燕已置有广阳郡，但未有依据。
据后晓荣研究，战国时燕地方行政非称“县”，而称“都”，相当于县一级行政单位。秦于始皇二十一年置广阳郡，燕涿地方行政由“都”改“县”，地望可考证县有九：范阳、良乡、易县、容城、涿县、方城、武阳、广昌、逎县。其他行政单位尚待考证。
二、分燕置涿：高帝十二年置“涿郡”
燕涿绝大部分地域在汉时属涿郡。有关涿郡置郡时间，也有所争议。《汉书·地理志》记载：“涿郡，高帝置。”后世典籍也多延续此说法，如《续汉书·郡国志》、《通典》等。但《太平寰宇记》认为涿郡为高后时所置。近代王国维的《汉郡考》也对《汉志》持否认态度，他认为高帝时燕之内史与赵之河间郡已无置郡之余地。
高帝五年燕王臧荼反，平定臧荼后，立卢绾为燕王。《史记》记载：“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当是时，卢绾得幸以至于群臣莫敢望，于此情形下，高祖在高帝六年不大可能分燕置涿。至高帝十二年，在卢绾退居长城后，皇子建为燕王。
此时，燕赵两国皆为同姓王，更易郡县边界调整。据周振鹤研究，高帝于十二年二月，平定卢绾之乱后，对燕赵两国进行过边界调整，调整后“燕之广阳郡有一舌状地伸入赵之河间郡与常山郡之间”。当在此时设置涿郡最为合理，即涿郡设置时间应为高帝十二年（前）
三、光武帝时期的省并县邑
东汉时，燕涿仍属涿郡。光武帝建武三年，涿郡为张丰政权据有一年，旋复归汉廷。《汉志》涿郡领有二十九县，而《续汉志》涿郡只有七城，由此可知，涿郡在东汉时县邑遭大幅省并。《续汉志》涿郡七城皆位于燕涿，对比《汉志》，燕涿县邑基本未有削减。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魏沿袭之，并把涿郡改为范阳郡。《晋书·地理志》载西晋时，范阳国为汉之涿郡，领有八县。又据《中国历史地图集》，范阳国时原西汉涿郡之“舌状地”完全消失，其疆域则与今燕涿大抵相当。由此，在东汉魏晋时期，燕涿逐渐形成独立的行政单元，这使燕涿的文化更具独特性。
汉代燕涿行政沿革特点——中央集权趋势的加强
自高帝六年起，刘邦逐步以同姓王取代异姓诸侯。于高帝十二年，消除最后一个异姓王卢绾后，刘邦分封皇子建为燕王。刘邦在此时对燕赵两国边界进行调整，将原属赵国河间郡的一部分纳入燕国之广阳郡。广阳郡辖域扩大，刘邦又析广阳郡西部地置为涿郡。
调整结果使涿郡“有一舌状地伸入赵之河间郡与常山郡之间”，因此燕赵两国边界形成犬牙相错的状态。正如《史记·孝文本纪》中许昌语：“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刘邦“为了使同姓王互相牵制，共同拱卫中央，故有意调整同姓王边界，以形成犬牙交错状态。”因而涿郡的设置可看作是汉王朝提高中央集权的手段之一。
景帝三年，七国之乱后，燕国的涿、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六郡归汉中央直辖。赵王刘遂因谋反而国除，赵之邯郸、巨鹿、常山三郡属汉。五年，景帝徙皇子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王邯郸一郡；中五年，景帝以常山郡分封皇子刘舜。汉郡中仍有巨鹿郡。
汉廷控制涿郡与巨鹿郡如一把尖刀插入燕赵大地，将燕赵诸侯国东部与西部分隔开，使之不能相接。通过对王国的削弱，体现出汉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趋势。
武帝元封中，燕王刘旦被“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良乡入涿郡。《水经注》言“圣水出上谷，东过良乡县南。”据王安宇研究，“圣水水脉是广阳县、良乡县，乃至涿郡、广阳国的重要的地理分界依据。”据《水经注》而知，良乡位于圣水北侧。将良乡纳入涿郡，则破坏了“山川行便”的规则，加之良乡属大邑，武帝对燕国的削弱不可谓不大。
高帝时的分燕置涿；景帝时汉廷控制涿郡、巨鹿郡；武帝时削良乡入涿郡，等一系列对诸侯王国的削弱的举措都体现了中央集权的步步加强。正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所言：“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阨塞地利，强本干，若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西汉时燕涿的匈奴降者侯国：“侯之以劝后”
值得一提的是，至西汉景帝中五年，涿郡成为侯国数量最多的汉郡。原因在于景帝年间，匈奴降者侯被分封到燕涿。除此之外，据马孟龙考证，景帝中三年（前）所封的安陵侯、翕侯也应位于涿郡。由此，景帝所封的八个匈奴归降侯地望皆位于涿郡，其中可考证的六个位于燕涿。景帝将匈奴归降侯皆置于此，必有其缘由。
据学者研究，匈奴归降侯安置于涿郡与东越人安置于江淮、南越安置于两湖类似，符合就近安置的原则。《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全盛时，“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涿郡成为据匈奴左部最近的内郡。
景帝中五年的亚谷侯卢它之为东胡王，明确为左方王，景帝中三年来降的匈奴诸王也极有可能是左方诸王，加之一般情况下，西汉有着“边郡不置侯国”的规则，因此将匈奴奴降侯安置在燕涿最为便捷合理。
景帝中二年时，由于匈奴入燕，和亲政策遭阻，中三年，景帝分封六侯，希望通过封侯赏赐等手段来劝导更多的匈奴部众归降，从而瓦解匈奴势力，缓和汉匈关系。将得到优厚待遇的匈奴降侯置于靠近匈奴的燕涿，无疑有着很好的示范作用。
从侯国传袭上来看，大多数侯国不得善终。如遒侯与容城侯皆因祝诅而被除国，秦铁柱认为其与巫蛊之祸有关。但匈奴降侯在燕涿的归附，促进了此地的民族融合，也为其带来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