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通鉴家族又添新人,文白对照本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资治通鉴》的衍生作品中,又开创了中国史书的两种新体裁:其一是南宋袁枢编撰的《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中国史书的“纪事本末”体;其二是南宋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中国史书的“纲目”体。(敲黑板)一图读懂《通鉴》家族《资治通鉴》(传世经典文白对照)《通鉴纪事本末》久已出版,近期,中华书局又推出了“传世经典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纲目》,这是中华书局第一个《资治通鉴纲目》的整理本,使得中华书局的《通鉴》家族更加完整。

《通鉴纪事本末》(简体横排)

《资治通鉴纲目》(传世经典文白对照)那么,朱熹为什么要编撰《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有什么编写特色?跟《资治通鉴》相比,《资治通鉴纲目》又做了哪些改编工作?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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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为什么要编撰《资治通鉴纲目》?

说到朱熹为什么要编撰《资治通鉴纲目》,还得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说起。话说《资治通鉴》修成之后,司马光似乎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部力求“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史书,在发挥资政的功能之前,似乎有一种更强烈的功能——催眠。这可不是我们瞎编的,司马光自己就曾说起,《资治通鉴》修成之后,好多人来借《通鉴》看,但“读未终纸,即已欠伸思睡矣”(《容斋随笔》卷四)。

《资治通鉴》(繁体竖排平装本)

而且,《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篇幅这么大,未免让人望而生畏,简直不敢开读。于是司马光又择其精要之语,编了一部三十卷的《资治通鉴目录》,就相当于一部历史大事表。可这样篇幅倒是小了,相对来说,内容又显得太简略了。于是司马光又着手编写一部详略适中的八十卷本《通鉴举要历》,可惜还没来得及编完,司马光就去世了。司马光像到了南宋时期,史学家胡安国在司马光遗稿的基础上,编成了《通鉴举要补遗》一书。朱熹曾经在胡安国家里读到过这部书,还是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够强,难以“领其要而及其详”。所谓“领其要”就是掌握史事概要,所谓“及其详”就是了解史事详情。于是朱熹下决心,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通鉴举要补遗》这四部书的基础上,“别为义例,增损檃括”而成《资治通鉴纲目》,以使“天道明”而“人道定”。

朱熹像

那么,朱熹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究竟有什么编写特色,以致可以“领其要而及其详”,使“天道明”而“人道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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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纲目》有什么编写特色?

《资治通鉴纲目》在编写方面,至少有两大特色:其一,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它开创了纲目体这种史书体裁;其二,就是《资治通鉴纲目》的行文中蕴含《春秋》笔法,含义深刻。下面我们分别说明一下。先来说说纲目体。所谓“纲目”体,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上面说到的“领其要而及其详”的问题。所谓“纲”,就是史事概要,在原书中是用大字书写的(本次出版用黑体字排印);所谓“目”,就是史事详情,在原书中是用双行小字书写的(本次出版用宋体字排印)。这种编排方式,尤其是“目”用双行小字的方式,大大压缩了史书的篇幅,故《资治通鉴纲目》全书仅五十九卷,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五分之一。《资治通鉴纲目》版式图而通过采取这种纲目体的体裁,如果读者想了解史事的概要,只要读“纲”的部分就行了,这就实现“领其要”的目的了;如果读者还想进一步了解史事的详细情况,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读“目”的部分,这就实现“及其详”的目的了。这样的处理,就使得史事的层次非常清晰,简明易读。因此,后来学者也学习采用纲目体这种体裁来编写史书,比较著名的如清康熙时期吴乘权编撰的《纲鉴易知录》,后来成为学子学习中国通史的入门读物。《纲鉴易知录》(传世经典文白对照)下面再说说《资治通鉴纲目》的《春秋》笔法问题。所谓《春秋》笔法,是说孔子编《春秋》时,用字非常严谨,字字句句都暗含褒贬之意。而朱熹在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有意学习《春秋》,在很多地方也寄寓深意,以期维护封建纲常秩序。例如《资治通鉴纲目》的纪年文字,即有大字和小字的分别。一般而言,大字就是朱熹认可的正统帝王纪年,小字则是非正统政权纪年。比如在三国时期,《资治通鉴》是以曹魏年号纪年的,但《资治通鉴纲目》不认可篡位的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而以继承东汉的蜀汉政权为正统,因而蜀汉政权为大字纪年,魏、吴都是小字纪年。所以,这里,纪年的大小字就蕴含着正统和非正统之间的差异,就体现了《春秋》笔法。《资治通鉴纲目》内文图又如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前),《资治通鉴》记载“盗杀楚声王,国人立其子悼王”,朱熹不认可楚国称王,所以其纲称“盗杀楚君当”,称其为“楚君”而不称楚王,就体现了其尊王的《春秋》笔法。正因《资治通鉴纲目》处处体现维系封建纲常秩序的思想,所以它也被奉为“史中之经”,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明宪宗称其“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清康熙帝更亲加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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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纲目》只是《资治通鉴》的缩编本?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来看,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惑,《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朱熹是不是拿着《资治通鉴》一通删节、复制、粘贴就行了呢?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据学者研究,相对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做了大量的改编工作,大体来说,分为增、删、改三个方面。增,主要指《资治通鉴纲目》增补了一些重要的史事。有些是司马光刻意删削不载的,朱熹认为很重要,故予以增补。例如汉高祖刘邦因商山四皓追随太子刘盈而放弃废除太子一事,司马光认为不可信,便不予记载,只记载了叔孙通谏阻废除太子之事,而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则增补了商山四皓陪太子觐见刘邦事。有些则是《资治通鉴》漏载的重要史事,如汉高祖四年实行算赋令,是西汉初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资治通鉴》不载,《资治通鉴纲目》予以补充,其纲云:“八月,汉初为算赋。”删,是说《资治通鉴纲目》对《资治通鉴》做了大量精简压缩的工作,保留基本史实,删去次要文句及某些事件的具体经过,使读者把握要点,一目了然。例如汉光武帝建武五年载录班彪的《王命论》,《资治通鉴》所录长达四百九十多字,而《资治通鉴纲目》则仅择要摘录了一百八十多字,精简了三百字,但文章的主要观点仍然保留了。改,是说修改《资治通鉴》的不当之处。例如《资治通鉴》遇到一年之中有年号变更时,都取最后一个年号,如唐哀帝天祐四年(),四月以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称开平元年。《资治通鉴》记这年的事就直接用开平元年纪年,可这年四月以前,实际并非开平元年,故洪迈曾讥讽《资治通鉴》的这种做法“窒而不通”,而《资治通鉴纲目》则大字纪年用“天祐四年”,又以小字注明“四月以后”为后梁开平元年,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更为切合史实。总而言之,由于上述的种种编修特色,使得《资治通鉴纲目》比《资治通鉴》更为简明易读,加上后来朱熹的思想被奉为正统,《资治通鉴纲目》也一度成为科举士子学习通史的首选读物,在元明清时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资治通鉴纲目》仍是我们学习历史、汲取智慧的经典著作。“传世经典文白对照”系列《资治通鉴纲目》是目前市面上仅见的《资治通鉴纲目》白话译本,是普通读者阅读《资治通鉴纲目》的不二之选!一年一度的4.23读书节就快到了,各大平台都有促销活动,正是购买这种大部头经典的好时机哦,想要的读者抓紧下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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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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