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宣传科学无神论，从9月10日起，我们将连载李申的专著《中国无神论史》。李申，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反邪教协会副会长。
第五章秦汉时代神人关系的新见与对旧神祇观念的否定
五、龟卜、筮占在汉代的继续衰落和其他占卜巫术的兴起
巫术在汉代的衰落，其重要标志，还有龟卜和筮占的衰落。
龟卜和占筮曾是箕子告诉周武王的“洪范九畴”之第七畴：“明用稽疑”。署名孔安国的传注，说明是“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所谓“洪范九畴”，是上帝赐予的治国大（洪）法（范）。这就说明龟卜占筮在古代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龟卜和占筮相比，龟卜的地位更为重要。《左传》所记春秋时代的政事，有所谓“筮短龟长”之说。如果二者占得的结果不一样，应该服从龟卜。
然而从春秋后期开始，龟卜和占筮的地位高低就开始被破坏。晋献公要娶骊姬为妻。虽然卜人告诉他应该服从龟卜，但献公不听。愈到后来，不仅龟卜，筮占的地位也日益降低，以至出现孔子“不占而已”，荀子“善为易者不占”的言论。而且由于在解释用《易经》进行筮占过程中依据现实道理判断吉凶事例的众多，现实的道理逐渐上升为占卜吉凶的主要根据，单纯的有关吉凶祸福的占卜结果，其地位也就日益下降了。
秦朝焚书，因为《周易》是占卜之书，对政治不构成危害，所以被保留了下来。然而在有关秦汉的历史资料中，用占卜去决定政治大事的事件就很少了。其中一次重要的占卜，是汉文帝刘恒为代王时，朝廷使者来，让他进京做皇帝。他的臣子们两种意见，争论不休。于是求助于龟卜，得兆“大横”，卜者说，这是他要做皇帝了。他还是不放心，又派舅舅去京城联络，弄清是真，这才上路。这件事，被认为是汉代重视占卜的案例。
然而实际上，汉文帝这次占卜，仅仅是关系个人命运的问题，而且是经过群臣讨论，又经过实地考察，才最后做出的结论。占卜的结果，在这件事上，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此相反，用占卜决定军国大事，其失败的记录则见于汉武帝的诏令。
征和年间，也就是武帝晚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因为兵败投降了匈奴。当时国库空虚，民怨沸腾。桑弘羊等建议武帝在边境实行屯田，汉武帝总结自己在李广利问题上的失误，下诏言道：
……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
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谬……（《汉书·西域传》）
李广利是卫青、霍去病以后，汉朝最高的军事长官。这次兵败，对于西汉王朝，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当然不仅仅是占卜的结果。然而据武帝此招，这次确实进行了占卜，而且几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占卜手段。其结果，不仅是计谋，而且是“卦兆”，皆“反谬”。
和《左传》、《国语》相比，《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占卜事件，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于那些卜者，则多从朝廷流落民间，成为所谓“贱业”。
据《史记·日者列传》，贾谊做博士时，一天和中大夫宋忠去逛“卜肆”，见卜者司马季主和几个学生“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两个人听了一会儿，对司马说：“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甞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
这段记载说明，当时的卜者，已经流落到市场，成为一种“居之卑”，“行之污”的职业。司马季主觉得贾谊他们说的很可笑，问他们什么理由。贾谊回答道：
尊官厚禄，世之所髙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
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髙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已，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史记·日者列传》）
也就是说，占卜者不仅地位低下，行为卑污，而且他们的言论是不可信的。认为卜者“多言夸严”、“虚高人禄”、“擅言祸灾”和“矫言鬼神”的，不仅是宋忠、贾谊二人的意见，而且是“世皆言”，是大家共同的认识。
司马季主作为卜者，当然在为自己的职业辩护。司马季主也可能不会“虚高人禄”，“矫言鬼神”等等，但是不能改变整个社会对于卜者的认识。宋忠、贾谊的话，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于占卜术正确认识的继续和发展。
西汉后期，一个叫张禹的，幼年时喜欢到卜肆看卜者占卜：“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汉书·张禹传》）张禹后来学经，果然成就卓著。他整理的《论语》称《张侯论》，就是今天《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传本。他本人，则做到了宰相。卜者期望张禹学经，而没有鼓动他学卜，也是卜者对自己社会地位和职业性质的清醒认识。
大约与张禹同时，四川成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严遵，在成都以占筮为生。他不再像司马季主那样，对自己的职业充满自信，而是自以为就是“贱业”。所以他不仅在占卜时不卖弄占卜结果，而是往往以人生道理劝导求卜者。每天赚够了生活费，即收摊回家，以讲授《老子》为生：
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卷72。）
严遵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就是给后人留下了一部解释《老子》的著作。
东汉初年，班固作《汉书》，其《艺文志》关于占卜类书籍的介绍中，讲到卜筮书时，其总体评价是“及至衰世，解于斋戒，而屡烦卜筮，神明不应。”其中《周易》占卜，是“筮渎不告”；龟卜，是“龟厌不告”。这实际上就是说，龟卜和占筮，多数都是不准确的。这样的介绍，也可以看做是班固对于龟卜、筮占的总体评价。班固作《汉书》，多采《史记》。但是关于《史记》中记载卜者事迹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则一个字也没有采用。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这些内容是没有价值的。
到东汉时期，儒者第五伦把“好卜筮”和“多淫祀”一起，当作会稽一带的不良民俗（见《后汉书·第五伦传》）。儒者孔僖，朝廷要他进京，到东观校书。朋友为他占了一卦，不吉，劝他不要前往。孔僖回答道：“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后汉书·孔僖传》）不相信占卜的结果。另一儒者郦炎，是西汉名臣郦食其之后。州县请他去做官，他都不去，并且写诗明志。其中写道：“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茍由己，志士不相卜。”（《后汉书·郦炎传》）
然而在古代普遍信仰神祇的社会氛围中，要人们不去想方设法地探测神意，是不可能的。因此，传统的龟卜和筮占衰落了，新的占卜术又发展起来。
广义地看问题，占星术也是占卜术。汉代兴起的最重要的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视为占星术的发展。也就是说，天人感应把显示吉凶的自然现象由星象扩大到了所有的事物，甚至包括人类的奇装异服、童谣等等。因此，天人感应学说可以认为是汉代新兴的最大、最重要的占卜术。然而由于它的超级重要和庞大，所以有专门论述。这里说的新兴占卜术，一般指较小的占卜术。
据班固所说，汉代最大的占卜术是“占梦”：“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罴虺蛇众鱼旐旟之梦。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班固所说，是历史史实。《周礼》中，有占梦之官。《左传》中，有不少占梦的记录。因此，虽然占梦在众占中最为重要，但不过是传统的延续。
据《史记·龟策列传》禇先生补充的记载，说他为郎官时，曾有同事告诉他，汉武帝有一次因为娶妻要选个好日子，召集的占卜术，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武帝最后选中的，是五行家。其中五行、太乙，已见于《韩非子·饰邪篇》，说明这是至少战国时代就有的占卜术。历家，就是用历法进行占卜，这也是传统占卜术的一种。其他各家，其中可能就有汉代才兴起的占卜术。只是它们的情况，后世不甚知晓。
汉代新兴的占卜术，最重要的，是望气术。
汉代朝廷采纳望气术决定大事的第一例，是汉文帝时方士新垣平的望气成果，决定在长安城建五帝庙：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史记·封禅书》）
《史记·文帝纪》也记载了此事：“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帝庙。”汉家继承秦朝的祭祀制度，上帝的祭坛都在距离京城百里、甚至数百里外的山上。把上帝祭坛、庙宇建在京城，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改革，也是运用望气术决定大事的重要案例。
第二件是汉武帝用望气术帮助寻找仙药。他派去的方士因为找不到仙药，就告诉他说，我们快到达蓬莱岛了，因为看不到岛上的气，所以到不了。汉武帝为此就派了许多望气专家帮助他们：“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史记·封禅书》）
第三件大事关系到黄河的缺口。黄河决口，长期堵塞不住。丞相田蚡的土地在河北。决口使水向南流，他家就不会遭灾。于是他向武帝进言说，江河决口，都是天意，不可以用人力强行堵塞。即使堵住，也未必合乎天意。而且望气者和那些占卜者都这样说，以不堵为好：
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史记·河渠书》）
于是武帝也就停止了堵塞决口的工程。
第四件望气的大事，是汉武帝晚年迎娶“钩弋夫人”。汉武帝巡察到河间，望气者说，这里有个奇女子，两手始终伸不开。汉武帝来，亲自帮助该女子打开了双手。于是这位女子就成了武帝的夫人，并且为他生下了汉昭帝。
第五件，就是汉武帝派李广利最后一次出击匈奴，望气者说这次必胜，也是武帝下决心的原因之一。
第六件，就是太子遭江充陷害的巫蛊事件后期，太子的孙子两岁，被关在京城长安郡属的监狱里。望气者说，京城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就派使者到京城各个监狱查看，狱中的囚犯，无论轻重，全部杀掉。少府官员郭穰到长安郡属监狱，管监狱的丙吉拒不开门。僵持不下时，传来皇帝反悔的命令，保全了这位皇曾孙。这位皇曾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至于西汉时期个人请求望气的事例。一是李广找到当时最著名的望气专家王朔，询问自己一生和匈奴七十余战，战果累累，那些无论才能还是功劳都远不如自己的，许多人都封了侯，自己为什么始终不能封侯。王朔无法说明原因，只好归结为李广曾经诱杀了八百多个已经投降的俘虏。
东汉时期，望气所涉及的事件虽不如西汉时重大，但运用的范围则更加广泛。
望气在占卜术中比重的增加，使司马迁和班固都对望气术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司马迁把望气术收入《史记·天官书》，并且用了很大的篇幅讲述望气的理论根据。而有关望气术的文字，全部被班固采纳进《汉书·天文志》。其中讲到，望气，主要是望云气：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楡上，千余里、二千里。登髙而望之，下属地者，居三千里。（《汉书·天文志》）
这是根据云气的状况判断它们的距离。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髙三河之郊，气正赤。常山以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这是讲地区不同，云气的状况也不同。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髙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前卑而后髙者疾，前方而后髙者鋭，后鋭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髙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髙，鋭胜方。（《汉书·天文志》）
这里所说的各种气，很可能是伴随军队的云气。根据伴随军队的云气，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
五六十里见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絶逺者，战。精白其芒，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汉书·天文志》）
南方与北方、海边与沙漠，它们的云气，也不相同：
北夷之气，如羣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海旁蜄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这样的文字，一定有相当深入而长期的观察作为基础。
如果要占卜一年里庄稼的收成，可以根据年初或月初的风气进行占卜：
凡候嵗美惡，謹依嵗始。嵗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
据孟康注，魏鮮，是著名望气家的姓名。戎菽，就是胡豆。为，就是成。这说的是胡豆会丰收。所以，不论这里说的候气结果是否可靠，它都是科学活动和科学的结论。
然而我们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以科学活动及科学结论为基础的望气，如何成了占卜术的理论根据。在这里，再好不过地证明了一位伟大人物的结论：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谬误。而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的现实中，把科学的结论推广到它适用的领域之外，从而成为错误、甚至成为神学教条的事，都不断地在发生。笔者之所以要在这本书中介绍这一情况，也是为了给那些不安分的科学家们一点忠告。
汉代类似这样的、把新的科学发现推广到它的适用范围之外，使之成为占卜工具的，还有：卦气说，度晷影（测量日影），候钟律、权士炭（称量土块、炭块的重量以了解干湿度从而占卜政治优劣）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拙著《中国科学史》及其他相关著作。
无神论思想的发展，和人类其他思想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进行的。它有曲折，也有走回头路的状况。但错误的、落后的思想终会被抛弃，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