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里讲的学术，系按传统的含义，指人文学科而言。宋金元时代与文学艺术的不景气相比，陕西地区学术事业的成就更为可观。其中属于思想意识形态须域的理学、宗教之学尤为活跃，对后世的影响也大。
宋元时代陕西的史学与舆地之学相对活跃，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边政”的需要有关的。当北宋之时，宋人，尤其是当时陕人最关心的莫过于辽、夏。因而陕人也就承担了辽、夏历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艰辛。
我们今天所见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题元脱脱修，它是元修三史，也是所有二十四史之中成书最快的一种：至正三年（年）四月设局开修，次年三月书成，首尾仅11个月。原来它基本上是汇钞编纂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入，陈大任的《辽史》和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等几都书而成的。而其中尤以陈大任《辽史》书稿为全书的基础。
陈大任的《辽史》是金代官修的前朝史，成书于年（金泰和七年），陈只是须衔者，面全书的撰写以萧贡、党怀英两位陕西学者之功居多。萧贡（一年），字真卿，京兆成阳人，大定年间进士，累迁右司郎中，参加修撰《泰和律全》。后迁国子监祭酒兼太常少卿，与陈大任刊修《辽史），用力甚勤。
除辽史外，他也旁及历代通史，曾著有《史记注》卷，《萧氏公论》20卷、《王声姓谱）5卷、《文集》10卷，可谓著作等身。可惜传世者很少。党怀英，上节已经提到，他与郝保刊修《辽史》更在陈大任之前。金修《辽史》未及刊刻，金亡之际简册散佚，后来为元朝史官所访得的已非全璧。
今可考者，有历朝《本纪》《兵志》《礼仪志》《刑法志》《皇族传》《后妃传》《公主传》《方伎传》等。从可考的内容看，它的修纂水平高于元修《辽史》。萧贡等人的成果未能直接传世，而只能以遗珠转假于仓促成书、疏误百出、贻讥后世的元修“正史”，实在是桩憾事。在西夏史研究方面，银州（今米脂西北）人罗世昌实有首创之功。
罗世昌是今陕北西夏境的汉族文人，在西夏国历仕桓宗、襄宗、神宗、献宗四朝，先后出任宣德郎、观文殿大学士、南院宣徽使。西夏末曾多次肩负联金抗蒙使命出使金廷，虽然订立了平等互助之和约，但眼见金朝国势日衰，因而建言“金援不足恃”。不久上疏辞官，归里。当时他的家乡银州已陷于蒙古，遂流寓于龙州（今靖边县东南杨桥一带），以余生撰成《夏国世次》20卷。
此书今已不传，但宋、金二史的《夏国（西夏）传》都深受其影响，明代有记载说庆阳某宦家藏有《西夏实录》，或许就是此书。这部书大约是以本纪体裁编纂的夏国一代的历史，虽不幸亡佚，但我们今日仍可从各种资料中发现它的吉光片羽。与史学相关而又于现实大有裨益的舆地之学，在宋元时代的陕西也得到发展。
现藏于西安碑林的“长安本”刻石《华夷图》和《禹迹图》，上石于伪齐治陕时的阜昌七年（年），是我国地图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华夷图》最早创于唐代贾耽，“长安本”是宋人改绘的。图中对宋朝的山川、长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标注得相当清楚。从图中黄河入海处位置看，该图绘制于北宋庆历八年（年）以前。
《禹迹图》中的黄河已是年改道后的状况，图稿绘制时间当在北宋中晚期。这幅图与《华夷图》相比，绘制技术有明显进步。它使用了类似现代比例尺的计里画方的绘法，每方折地百里，绘制精度也大为提高。所绘河流、海岸的轮廓已很接近现代地图的形状，尤其是山东半岛与雷州半岛的海岸线绘制水平更高，体现出作图者对沿海地区的了解已相当深入。
在图中相当于图名与图例之处，刻有“《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山水地名”等字，估计原图是并列古今（宋）地名而以不同颜色相区分的。上石时无法显示颜色，故只刻了今（宋）名。这两幅地图的作者与成图始末尚待研究，但无论如何，它的绘制、修订、上石、保存至今的全过程，陕人是功不可没的。
这两幅图是古地图的珍品，其绘制技术远比同一时期欧洲人所绘的地图为先进。因此，“长安本”不仅是陕人，而且也是国人的骄傲。与舆地之学关系密切的方志学，在宋元时期的陕西也有可观的成就。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在清代曾与于钦的《齐乘》被并列为硕果仅存于世的两部北方宋元方志。
实际上可称之为方志类作品的宋元时代北方著作当然不止这两部，但这两部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除了《长安志》外，宋元陕西的方志类著作还有宋程大昌的《雍录》、元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与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宋敏求的《长安志》实际上是一部关于古长安，主要是唐长安的考史之作，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研究唐长安的经典性文献之一。
程大昌的《雍录》性质与宋书相仿，但有人认为它“好发新论，穿凿支离，不及宋氏远矣”。程大昌作此书时当南宋孝宗之世，关中已为金据。而孝宗锐意恢复，故大昌曾有《北边备对》一书以进。《雍录》也具有类似的目的，其第五卷中特创“汉唐用兵攻取守备要地”一图，多举由蜀入秦之史迹，为抗金服务的用意是明显的。
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学术价值就不免受影响了。与宋、程二书为关中以外的学者考史之作不同，李、骆二书都成于关中。山东东明人李好文元末任陕西行台治书待御史，他作《长安志图》虽说是因宋敏求之书，“以《图》为《志》设也”，但实际上更着眼于现实。
尤其是其下卷全部讲的是引泾灌溉与屯田问题，“皆为一方民生国计立论，非专为考古而设，故于宋氏《志》不必相应”。长安人骆天骧是“宋元四志”作者中唯一的陕西人，元前期任京兆儒学教授，他自言此书是因赵炳修建安西王府，需要考订“周素汉唐故宫废苑、遗踪故迹”而作的。
其主要价值在于它比宋志“稍增金元间沿革故事”，因而对于研究金元时期的长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之，以上四志虽然各有价值，但作为方志却都不是很名副其实的。宋元时代陕西也还产生过不少其他的方志著作，诸如宋阎苍舒的《兴元志》20卷、郑埙的《洋州古今志》16卷、张士佺的《凤州图经》知金州家子钦的《安康志》。
张挞的《甘泉志》15卷、知麟州王庆民的《麟府二州图》、元程瑁的《云阳志》2卷等等。这些著作今均已散佚，不过从其篇幅和他书披露的一鳞半爪看，其中可能不乏真正按方志体例编纂的著作。同时，隋唐以来盛行的作为方志雏形的“图经”，宋元时的陕西也编纂了不少，其中有的堪称鸿篇巨制，如85卷的《陕西路图经》（郑樵《通志·艺文略》卷4存目）等。
结语
总的来看，宋元时期陕西的方志学无疑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不仅符合方志学发展的一般趋势，也与宋元陕西对这门学问的特殊需要（例如军事方面的需要）有关。不过，如果不是作为考史著作，而是仅就方志本身而言，那么，应当承认，以《长安志》为代表的宋元陕西方志，同同一时期的南方方志相比，其发展水平是有一定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