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谈到秦始皇，一同聊到的人往往会有汉武帝，秦皇汉武，一位为后世确立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立场，一位为后世确立了以”汉“为代表的汉文化圈中的领导地位，秦皇汉武，为中华文明传承至今，有着居功至伟的作用，且二人在流传至今的史书中，也有着同样的遭遇，有人将其歌颂为千古一帝，亦有人将其贬斥为无道暴君，自汉武帝后，前后有三位著名的史学家都对其做出了自己的点评，其点评大相径庭，却皆被世人认可。
首当其冲的则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要说司马迁此人，与汉武帝可谓是有深仇大恨，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兵败降敌，武帝大怒，司马迁为其辩驳，最终因此遭到武帝的惩罚，为保性命，司马迁选择以腐刑赎身死，腐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刑。可以说，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是存在着深仇大恨的，而司马迁著史，敢说敢言，而在史记中，司马迁却十分肯定了汉武帝的功绩。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据《史记·孝武本纪》记：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上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武帝做出的评价，其中大概意思可以概括为：汉武帝攻打匈奴，司马迁是十分赞同的，认为消灭匈奴是汉朝势在必行的，但是贤明如尧帝，没有大禹的辅佐也不能完成事业，汉武帝因为没有贤臣，在讨伐匈奴的过程中将国内搞得民生凋敝，但是这样的结果，汉武帝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从历史背景看，司马迁所评却是十分中肯，自秦起，匈奴就是中原王朝最大的敌人，秦汉交替时，战争频发，汉朝建立之后已然无力对抗匈奴，只能采取和亲政策，屡屡向匈奴示好，大汉历经文景二帝，国力恢复，到武帝这时，大汉朝已经不需要再向匈奴卑躬屈膝，击败匈奴是大汉朝上下一致的梦想，所以对于汉武帝讨伐匈奴的功绩，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给出了合乎情理的评价。
据《汉书·武帝纪》记：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和司马迁不同，班固的时代已经离汉武帝的时代有一段距离，而大汉朝自武帝起，都在享受着汉武帝的遗泽，汉武帝为汉缔造了精气神，为汉民族精神打入了一个不屈的脊梁，影响着后人的方方面面，武帝后，”一汉挡五胡、独汉以强亡“的评价，都在诠释这种精神，而班固也是被影响的其中一员，所以班固对汉武帝的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而班固更是亲身参与到讨伐匈奴的战争中，更能看透武帝的功绩，可能在班固看来，武帝的些许问题，在民族大义面前，不值一提罢。
据《资治通鉴·汉纪十四》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司马光的时代，距离汉武帝就更远了，司马光认为：汉武帝穷奢极欲，穷兵黩武，享乐无度，劳民伤财，天下人们苦不堪言，和秦始皇相比无二。从司马光本身的角度来看，他否定了汉武帝平匈奴的功绩，转而将其归于武帝的过错，宋朝的时代背景与汉朝相去甚远，宋朝重文抑武，反对对外战争，司马光对汉武帝讨伐匈奴可以说是不屑一顾的，在司马光的论述中，连最凶残的汉武帝都这样，你们还要对外作战吗？司马光的史也就有了很深的政治意味。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亦或是司马光，他们所述在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后其实并没有错误，史学一旦涉及到政治，也就有了相对应的切入点，说武帝英明神武有错吗？没错，说武帝穷兵黩武有错吗？也没错，只能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