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硕士毕业时，我开始着手准备申请美国的东亚系博士，我知道倪豪士先生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从事《史记》翻译与研究多年，于是忐忑地给他写邮件，这是我第一次与倪先生联系。他很快就给我回复，并且约了时间网上面试，一切都很顺利，但当时倪先生将要退休，因此他将我推荐给了与他合作翻译《史记》多年、在慕尼黑大学任教的叶翰先生。叶先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是后来在倪先生的生日会上，才突然明白，他们之间的这种信任和友谊，在其中发生化学作用的竟是《史记》这部两千年前的史书，当然，它本身就是一切故事的起点。
倪豪士
叶翰
其实早在申请博士前，我就与倪先生有过某种联系。硕士期间徐建委老师开设了一门与古代文本相关的课，他在课上推荐我们阅读了倪先生的《一个〈史记〉文本问题的讨论和一些关于〈世家〉编写的推测》，这篇文章发表于年的《通报》上，九年后才有中译收录在陈致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该文是倪先生为解决翻译时遇到的文法问题而写，他巧妙地将这些前人或有发现的与前后文没有关联的人名、日期或书名等游离文字与出土简牍的“标识”等形态结合起来，由此对司马迁编撰《史记》的过程作了相当精彩的分析。这对我研究《汉书百官表》的书写形态有非常大的启发。
顺藤摸瓜，我去找了倪先生更多关于《史记》的文章看。首先是他收录在其《史记》译本中的数篇前言，尤其是收录在本书“《史记》与《汉书》关系研究”的那两篇，这些文章一来是倪先生翻译过程中的思考与心得，二来其实是对西方汉学上世纪以来对《史记》文本怀疑之学术传统的回应。但更为重要的不是他证明了哪个文本是真是伪（这个问题也许是永远无解的），而是其分析乃基于极其细致的文本比较，在一些人看来是琐碎且主题不够宏大，但我们切勿忘记，文本和历史研究就像刑侦一样，固然我们会需要宏观的理论来指导，但实际破案往往依据的是一个又一个微乎其微的证据积累，真真实实的一砖一瓦才是高楼建起的根基。
国家图书馆藏宋本《史记》
后来我继续看了他关于现代版本《史记》形成的学术史问题的几篇文章，也就是本书第一部分关于顾颉刚、贺次君、宋云彬和张文虎与现代版《史记》究竟有着怎样关系的讨论。我想指出，阅读学术史时我们更容易被曲折的故事、人物在其历史环境作做出的选择而吸引，这当然与人类八卦的本性和臧否人物的习性相关，倪先生却不忘提醒读者，他极力还原上述四人是如何“制作”出现代版《史记》不是要给谁争功，而只是不想笼罩在《史记》上的“影子作者”问题同样笼罩在现代版的《史记》之上。如此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何倪先生的文章经常会对司马迁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境进行想象：在多大的一个办公室里，拥有多少材料，如何处理这些材料，如何将这些材料汇聚成“一本书”，有没有助手协助，诸如此类。同时他也多次事无巨细地指出他们是如何进行《史记》翻译的，他是在廓清可能笼罩在译本上的迷雾。我就是在其启发之下写了《顾颉刚、宋云彬与点校本〈史记〉》一文的。
这些问题的意义在哪里？想象两千年后的人通过看一部大型历史纪录片来研究我们的当代史，由于年代久远，这部纪录片仅留下了导演的名字，而且色彩也发生偏差，一些内容也因历年的复制而发生变化（比如增删），那么两千年后的人拿着导演的名字和已经变化的纪录片大谈我们的当代史，想必我们是不答应的。别说两千年后，就算是现在的一个导演声称要以作品代表历史，也会马上遭到人们的质疑。司马迁就是那个总导演，《史记》就是那部纪录片，然而我们不知道编剧、执行导演、摄影、灯光、服装设计和剪辑等等都是谁。《史记》和纪录片都是我们观看历史的折射镜，对折射镜的了解更多，才有可能看到更接近真理的样貌。
我发现尽管倪先生的研究如此具有启发性，却很少有中文译本和征引，于是我有了翻译其文章的念头。我先是翻译了《西方〈史记〉研究一百年》，发表在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上。在慕尼黑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有了将其《史记》论文结集出版的想法，在得到徐建委老师和北大出版社马辛民老师的支持之后，我给倪先生去信希望得到他的授权。他说之前其实也有学生表达过同样的想法，后来也一直没有落实，如果我能做成那当然是好的。实际上，那会儿我已经翻译了近十篇他的文章，于是得到倪老师的同意后便更鼓足冲劲儿将剩下的论文也翻译完，之后便交给北大出版社进行审校。我要特别感谢北大出版社的翁雯婧和武芳老师，她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书稿进行审核和校对，发现了不少问题，如果不是她们的用心和建议，由于我的疏忽而影响了倪先生文章的质量，那真是让人羞愧难当。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22期（《西方〈史记〉研究一百年》中译即发表于本期）
年的一天，我约叶翰先生谈论我的论文计划，他问我是否兴趣参加倪先生的《史记》翻译小组，我说当然。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两年多每周五的翻译小组活动大部分时间只能在线举行，但三个小时的讨论后，偶尔我们也不会忘了在最后十几分钟的闲聊中喝上一杯啤酒，遗憾的是没有倪先生提到的在其家中举行讨论时的曲奇和蛋糕（后来倪先生来了两次慕尼黑开讨论会，每次他都会带一些蛋糕来）。我相信每个参加过讨论会的人都不会不乐在其中，首先它不是孤军奋战，那种毫不拘束地分享和交流观点的过程总是让我免于陷入对博士生活的孤独而冗闷的流沙幻想之中。第二就是当你沉浸在这个逐字纠结的翻译过程中，你就不但理解而是在经历倪先生说的这句话：
古代汉语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歧义丛生的小径，在母语的阅读体验里，这种种歧义都被母语的熟稔感包裹并消化……反之，非母语者的敏锐度可以使文本中细微的字句问题更为清楚。若兼有译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对歧义和字句的敏感可能正是研究的起点。
年的11月，是我和倪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慕尼黑大学汉学系的图书馆。他穿了巴伐利亚风格的衣服（好像他每次来都如此），手中拎着一个鼓鼓当当的皮包，梳着他一贯的马尾，精神抖擞。我们谈论了一些我关于顾颉刚和宋云彬的文章的事，然后他从皮包里拿出了几份他之前的《史记》文章的原始稿件，说可能对我有用。在倪先生逗留慕尼黑的最后一晚，叶翰先生邀请大家到他家庆祝他的书稿出版，以及为倪先生庆祝生日。倪先生本来是第二天的飞机，但他来时拖了一个小行李箱。生日祝辞之后，倪先生从箱子里拿出来了一套清刻的张文虎校勘的金陵书局本《史记》，这套书伴随了倪先生几乎整个《史记》翻译生涯，他对叶翰先生说，我老了，不怎么会经常翻它，我想把它送出去，你是最合适的人。叶翰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但收到礼物的反而是我，而且是这么重要的礼物。慕尼黑当时白雪皑皑，窗外的人谁能知道，历史的长河正在窗内慢慢流淌。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
倪豪士著，邝彦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