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周文王寿岁之死
刘锡元
民国二十四年《获嘉县志》载：“周文王冢在县东南六里张朴营。世传武王伐纣旋师，葬文王木主于此。”
赵立,柳云龙-配乐:45来自平原文艺说“葬文王木主于此”，而不说“葬文王于此”，一是因《孟子·离娄下》等多种先秦文献记载：“文王生于岐周葬于毕郢”，二是《史记》等史料记载“武王车载文王木主而伐纣”。以此说明，民国时期获嘉的那些编志老前辈，对待历史遗存是文出有据，以史而名。同时，他们又在前面加了“世传”两字，说明他们对待获嘉文化遗存是十分地严谨慎重。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研究者们，谈起这三个问题：其一，周文王到底活到了多大年龄；其二，周文王到底是寿终正寝，还是在羑里城被纣王所杀；其三，获嘉“同盟文化”这条路到底该怎样走。其实，只要认真读史，细致对珍贵的史料进行分析梳理，是可以从中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的。
一、文王的寿岁《尚书·无逸》篇载：“文王受命惟中身”。古代上寿为百，“中身”就是半百，也就是五十余岁。那么，文王受命后按《尚书·大传》的说法是又活了九年，按《史记·周本纪》的说法是又活了十年。无论九年还是十年，与五十余岁加起来，也都是六十多岁。《逸周书·文传解》记载：文王受命九年暮春，文王在镐召太子发，没多久，文王就薨了。再从《古本竹书纪年》中查找，其中记载有武王享年五十四岁。而有关史料又记载“武王少文王十三岁。”用五十四岁加上十三岁，可证明文王活了六十七岁而终。总之，从历史资料来看，文王的实际寿命应该是六十多岁最多不会超过七十岁。史学界有人认为文王活了六十二岁也是有道理的。杜甫诗中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文王的寿命就当时来讲已经是高寿了。众多的史料中，只有在西汉成书的《礼记》中，说文王寿达九十七岁。此说与先秦更多的史料进行比对、筛选、剔除，此说不可取。至于《封神演义》中说文王活了三百岁也是可以的；说姜子牙一千岁还可以，因为《封神演义》本身就是魔幻小说，一魔幻就脱开历史现实任由其云来雾去，就不能当作历史阅读，更不能用其中的人物年龄来论证历史。用文王、武王、姜子牙在《封神演义》或网上不负责任胡乱发布的年龄矛盾，来论证或推测“文王可能被纣王杀害于羑里”，就更无道理了。二、文王之死文王究竟是归周后寿终正寝，还是被纣王杀害于羑里未归国？文王之死，从先秦文献《逸周书·文传解》《左传·襄公二十年》《吕氏春秋·论行》等，包括最新出土的如战国竹简《清华简》以及《孟子·离娄下》等等，都坚持“文王被纣王赦免出羑里回到了周国”这种观点。至于汉以后多如牛毛的史料，如司马迁的《史记》等，也都是持这样的观点。魔幻小说《封神演义》也未敢魔幻这样的观点。这在古籍史料中众说皆一，没有任何异议。中国“疑古”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顾颉刚先生，也未曾对此观点提出过质疑。但在近、现代突然刮起一股风，说文王当时是被纣王杀害于羑里而未能归国。这股风，时隐时现。难免再多说几句，以正视听。史学界名人丁山（~）和王玉哲（~）两位大腕，早年前就曾论述过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所产生的依据或说是推测的根据主要有三条，一是《尚书》中的一段话，二是《史记》所记载的“武王车载文王木主而伐纣”中的那段描写，三就是从周原发掘出土的“册周方伯”四个甲骨文字。首先、看《尚书》中的那段话。西汉的《礼记·坊记》篇引用了《尚书·泰誓》中的一段话：“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这段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如果我灭掉了商纣，并非我武功赫赫，而是因为我父亲文王无罪而被纣王囚禁了七年；如果纣王胜我，也不能表明我父亲文王当年被囚，是他确实有罪；只是我自己品行不良而已。按理说，以上这段话并没太大毛病。然而，推测文王被杀害于羑里未能回国的一方认为：《泰誓》中武王的这段话，一再重复“朕文考（我的先父文王）无罪”，其实是暗示文王无辜而被纣王杀害于羑里。三、何为木主推测文王被杀羑里未能归国的一方，从《史记》中，司马迁对武王“车载文王木主而伐纣”的那段描写，认为“武王伐纣“不自称王而自称‘太子发’，尤其是伐纣时车载文王木主同行，这种“怪异”行为本身就认为文王身死羑里而尸骨不在周人手里，故武王此战，是替父----文王报仇”。这样十分大胆地推测而得出“文王被纣王杀害于羑里而未能归国”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其实，没必要过多引用先秦文献资料来进行论辩。《周礼》云：“若大师，则帅有司而立军社，奉主车。”意思是说，君主大举出兵，必定要召集有关官员在军中立祭祀土地的社坛，并安排与大军一同出征的供奉着祖先牌位的马车。另，商史学家从殷墟甲骨文字中发现，君主出征带祖先之“主”这种军礼或说是习俗，至迟在商时期就已经形成。卜辞有“甲申卜，令以示（主）先步”、“示（主）其从上涉”等记录。其中的“示”从象形看则像供桌上供着东西，亦即“主”。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商王在行军时卜问祖先牌位该先走后走、从什么地方渡河的问题。也正因这个原因，一些商、周文献也把载木主的主车称为“示车”。很显然，传世文献和出土的甲骨资料都足以证明，商周时期君主出征带祖先牌位是当时军礼的一部分，是十分正常和必须的。它表示祖先神灵与大军同在，君主们以此来凝聚军心，更方便随时祭祀、祈求祖先，保佑大军行动一帆风顺，取得胜利成功。对于武王因何自称“太子发”，《史记》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至于在周原出土的“册周方伯”几个甲骨文字，经专事研究甲骨文的商史学家考证认定，属帝辛时代的甲骨文字，“册周方伯”意思就是“册封周方伯”，与主张“文王被杀羑里”者所说的“杀周方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年，清华大学收入的新出土的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其中有一篇《保训》。其开篇写道：文王五十年，文王突然重病不起。他感到大限将至，时日无多，于是决定向太子发传授安邦治国之道。从《清华简》中可看出，它和《逸周书·文传解》一脉相承，和其它传世、出土的先秦文献相吻合，证实“文王被纣王放出羑里后，在周国辞世前还对武王施以教诲。”因此，说“文王被杀于羑里”这种推测就目前来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正如周史学家唐封叶先生所说，在没有新的出土资料来强有力地证明“文王被纣王杀害于羑里”之前，仍应对已有的先秦文献以及《史记》等资料所记载的“文王出羑里而归周”持尊重态度。四、历史不容随意揉搓对获嘉县境内和文王、武王有关的地表遗存，应该坚守以往的传统认知，绝不可以虚乱实，把仅有的这点老家底搞得非驴非马，乱了外家，也乱了内家。不可把“同盟文化”当儿戏，它是一个及其严肃的课题，是获嘉几代人共同推崇并打造的一个神圣课题，任何时候对它都需要冷静思考，以严谨恭敬的态度去对待。文学允许大胆虚构，历史不容随意揉搓。不可因虚构而让人产生负面的历史错觉，也不要把虚构和现有遗存的历史颠倒混淆。史学可以推测，但推测不等同虚构；文学允许虚构，但文学不等同史学。相声可以《关公战秦琼》，但关公战秦琼永远都不能当作历史，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而已。———————————————————————————————————周文王（周朝君主）专指姬昌（前年―前年），姬姓，名昌，周太王之孙，季历之子，周朝奠基者，岐周（今陕西岐山）人。其父死后，继承西伯侯之位，故称西伯昌。西伯昌四十二年，姬昌称王，史称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系百度资料）
作者简介：刘锡元，河南省获嘉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已退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及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人民日报》副刊、《河南日报》副刊、《华人世界》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余万字；合著剧本《糊涂盆炸锅》获年文化部颁发的戏剧创作一等奖；散文《鏊背山密林游踪》获中国散文奖，主编或合编各类文集10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