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一叶禅儿
编
一缕墨香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本文将依据《史记》，深度解析其反映的社会结构，并通过思考获得价值。
帝王、天子帝王、天子，其中包括掌握时局变化、主宰一个时期历史事势发展的英雄和实权人物。
司马迁将这些人摆在社会的中心地位，表现为：
01
给这些人物立本纪，以纲纪天下。
02
把他们比作北斗星、中心毅，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载，运行无穷”，他们是历史无穷发展的中轴。
03
帝王在地上处于中心位置，在天上也占位星官体系中的天庭。
尽管司马迁以时势为纲，不以帝王为纲，但司马迁却是我国历史上在描述社会历史状况方面第一个创设出中华民族发展中帝王统系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五帝本纪》记述的本是传说时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时期，黄帝、灏项、帝学、尧、舜至多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
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视他们为远古的天子，这就是以现实政治比拟远古，正是一种现实政治的升华及意向化的表现。
在一种信史观念的掩盖下，司马迁这样做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天子”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因而其天经地义的社会主宰地位就不可怀疑、不能动摇。
很明显，这样便可以使“当今”天子的存在得到历史的说明，以便更加明确地肯定它的政治权威。
诸侯、王室戚属、勋臣、杰出人物诸侯、王室戚属、勋臣和杰出人物，这实际上是世家所记述的各种人物。
司马迁赋予他们以“拱辰共毅”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地位，正是烘托了第一阶层。《史记》为记述这些人物、这个阶层占了很大篇幅。
值得注意的是表序的论述，在司马迁看来，这一阶层实际上是左右历史发展极为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
且不说“自殷以前”就已经有了诸侯这一直接意向化的倾向，即就春秋时代而言，“其在成周微甚”的齐、晋、秦、楚，就转而威服了“文武所褒大封”的原来亲近王室的一些国家，因而出现了“政由五伯”的局面。
战国时诸侯国之间，则是“海内争子于战功”，“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使天下陷于纷争。汉代的分封诸侯，仍然引发出“谋为荒淫，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的结果，以致一时破坏了国家的统一。
所以，诸侯国的胜败进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的治乱兴衰。司马迁也是以这一阶层与上一阶层关系的处理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的。
这反映了从西周建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记录人们一般只以为《史记》是以十二本纪来统贯编年的。
究其实，《史记》更是以十表中之《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为其纪年的确切统系的，这也反映出司马迁对这一阶层在社会政治现实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文臣武将、地方官员、边夷领袖这一阶层不及第二阶层重要，他们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历史群体，以左右或控制一个长时间的历史变化，他们的作用往往表现为个体的能动性，即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他们能驰骋天下、施展才能，为历史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些人的聪明才智、政治素质，使他们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学术等方面有所建树，他们的活动也往往可以影响历史进程，而他们自己同时也在对历史的作为中得到造就、成长，以至建立了功名。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处在帝王的左右，但司马迁并没有赋予他们以拱辰共载的作用。可以看到，司马迁认为这些人的作为，从根本上来说并不足以影响天下的根本形势。
《史记》列传记载的大部分是属于这一阶层的人物，其中包括被秦王政称为“亚父”的吕不韦，以及秦皇朝的重臣李斯。
李斯没有入世家是值得注意的，那是因为他不符合“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以进入第二阶层的条件。
刺客、游侠、龟策、曰者刺客、游侠、龟策、曰者等，通常是处于统治阶级中下层并依附于统治者的人物。
其中还可以包括一些在《史记》中没有专门立传而附见的部分人，如养士、宾客、长老、诸公、军吏、舍人以及游说进言者。
司马迁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品质，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01
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直接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奔走呼号。另一些人则是游离于统治集团之间，化价消怨，撮合调和。
还有些人尽管常常采取了某种激烈的手段和方式，其结果或是事与愿违，或是即使达到了目的也难免成为一种缓和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润滑剂，只是帮助统治者克服了某此弱点，以便实现更为有效的统治而已。
总而言之，他们的行为最终还是维护和保护了公卿贵族的利益。
02
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史记》中的出现，又可以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荒淫腐化，使他们各自以一种特有的行为方式，来表示对残暴的愤慨以及对正义的宣扬。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被压迫民众的同情，反映出处于水深火热的下层民众的呼声。
这些人物在《史记》中写得不多，但却较为深入地表现了司马迁的进步思想。
在这一阶层中，还应该包括一些“武断于乡曲”的地方豪强。
由于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所能见到的社会矛盾不如西汉后期那么严重、突出，因此在《史记》中很少像班固后来写《汉书》那样，以较大篇幅的叙述与评论，来正面揭露地方豪强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危害。
但是地方豪强势力对历史的潜在影响，在《史记》中还是间接有所透露的。
从战国末期到西汉，社会上的游侠与豪强有着政治的密切联系，他们之间的不同只是表明了这一阶层的自身分化。
社会的直接生产者：普通民众正如《货殖列传》所说，他们是庶民农工商贾，即为田耕者、山野开辟者、手工业者、商业经营者。
在《史记》中对这一阶层的描述用的篇幅很少，但在体现整体社会结构，以及人的社会主体性方面，他们的实际价值非同小可。
方面司马迁并不是从直接的政治作用方面着眼去看待他们的作用，如果从这个角度说，这个阶层的实际影响在正常情况下似乎是很小的。
另一方面，司马迁看到了这些人为社会提供了“民所衣食之源”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司马迁认识到：没有这些人，也就根本没有什么社会政治可言。
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作用不可忽视。通过写这些人物的简单事迹，表现了司马迁对发展农、虞、工、商四业的看法。
他认为生产发展，商品流通增多，社会财富充足，国家才能保持安定。所以从间接的意义上说，司马迁是看重这个阶层的社会历史作用的。
司马迁认为齐桓公的称霸，越王勾践的强国，秦始皇的统一六国，都离不开这些人为增值社会财富所贡献的力量。
在有的篇卷中，司马迁也反映出这个受压迫阶层的呼声，比如，在《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司马迁记下了民间谚谣，说：“颖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反映出对豪强称霸地方、武断乡曲的愤恨。
尤其是对“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的状况，司马迁表示了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