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西汉以来的狭义“西域”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广义“西域”更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区域。然而，与《汉书》明显有别，《史记》所见早期“西域”概念多与匈奴有关，连称作“匈奴西域”，对应匈奴右部居处的河西地区，最初并不包括今新疆及中亚范围内的城郭小国。相关史料重订，也有助于认识大月氏、乌孙西迁及匈奴浑邪王降汉等重要事件。《史记·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的类传排序，以官吏群体的活跃阶段为线索，揭示着西汉政治文化的前后变迁。而联络西方、征伐大宛，是武帝晚年的重要举措，《大宛列传》由此居于兴用“憯急之臣”的《酷吏列传》之后，相关活动被视作武帝政治的尾声。此传虽涉张骞、李广利经历，但全篇仍以大宛为中心，偏重通使大夏等大国，而非城郭小国，并使用“西国”、“西北国”、“西北外国”等表述。西汉武帝以前，“西域”概念实际主要对应河西地区；至昭宣之世，伴随汉帝国西进，“三十六国”的西域概念，始逐渐出现。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认为，西汉以来的狭义“西域”，指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今新疆地区，广义“西域”更包括中亚乃至更远区域。[①]
广义所指，虽稍显宽泛，但相关用法在较早时期似已出现。司马相如喻告巴蜀民檄文，提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②]《通鉴》系此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③]所言虽在张骞奉使返回之前，[④]但董仲舒元光元年（前）对策有云“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⑤]因此，施之勉、王叔岷等学者多倾向武帝初康居与汉已有通贡，相如语非全为夸饰。[⑥]王宗维认为“早期的文献，‘域’和‘国’含义相同，西域指中原王朝郡、县管辖区以西的地方”，“西域一词在西汉时广泛指汉郡县辖区以西汉朝力所能及之地”。[⑦]这是立足中原的地域理念揭示。
至于狭义所指，王宗维提示“‘西域’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骠骑列传》……。浑邪王的驻地在汉代张掖县，张掖县属武威郡，可见从今武威以西，当时就称为西域”。[⑧]余太山最初简单提及“《史记·大宛列传》将‘西域’一词用来称呼匈奴西部领地”，[⑨]但后来认识有较大变化，考证此概念出现于西汉经营前的匈奴统治时期，仍然对应塔里木盆地及周边。[⑩]王子今指出“史籍中确有关于‘匈奴统治’的‘西域’的信息”，“可以推知‘西域’指意，起初可能只是笼统地说‘西方’。”[?]这是立足匈奴的地域理念揭示。
在此基础上，一个有趣的问题，进而浮现。汉帝国向河西、西域的进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如果充分考虑《史》、《汉》撰者所处时代有别、成书存在先后，并对相关史料加以明确区分的话，就会发现：成书时代更早的《史记》除上引喻巴蜀檄外，其他涉及“西域”语汇，均与《汉书》有异，而呈现自身特征。以往研究相关问题，多《史》、《汉》并引，容易混淆叙述差异。下面从对基本史料的考订出发，探讨《史记》所见“西域”、“匈奴西域”概念的具体所指，并重新思考《大宛列传》篇题、内容的撰述特色。
二、《史记》所见“西域”与大月氏、乌孙西迁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记：
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匈奴西（城）〔域〕”，中华点校修订本作“匈奴西域”，《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作“匈奴西边”。[?]王念孙经考证指出“‘城’当为‘域’，字之误也”。[?]这是中华本《史记》整理的主要依据。不过，关于这点，学界实际多有不同意见。藤田丰八认为“昆莫之居西城（即张掖地方）……又关于匈奴之西域，在《史记·霍去病传》及《汉书》同传中均载武帝嘉奖霍去病之功绩，而有‘西域王浑邪王’之句。按此‘西域王’，殆即‘西城王’之伪。果若是，则浑邪故地（即张掖地方）之称‘西城’，愈觉具有明显之理由矣”。[?]杨建新、刘光华、刘进宝赞同此说，或有申论。[?]王叔岷认为“匈奴亦自有其所称之城。此文‘西城，’城字盖不误”。[?]张春树分析说“介乎山区之中间者便是一个匈奴的大城——西城，其为匈奴在燕支与祁连间的一个活动中心，……城内有数万人之众”。[?]梁新民还认为今甘肃山丹县霍城乡，就是浑邪王故地西城所在。[?]陈建文考虑到“霍去病破西城‘数万人’，但如果西城真的是一处城郭的话，其规模势必惊人”，而“倾向于认为此‘西城’者，可能为一地名”。[?]岑仲勉注意到“西城”理解作地名存在问题，疏通作“按破杀数万人，可见不止一城，西城者就其广义言之，实与西域无异”。[21]不过，“西城”即便理解为用作泛指，从构词抑或史例上，依然缺乏依据。按“是岁”，为元狩二年（前）。《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22]《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又提到“骠骑将军踰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踰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23]所记当为一事。后者因涉依功行赏，内容更显具体。其中，霍去病、赵破奴、高不识等人军功内容“得酋涂王，……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斩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显示汉军此次军事行动，破获的匈奴种落很多，斩杀、俘获的口数更达人以上。相较“西城”，所指涉对象同样也与“西域”、“西边”更为对应。《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24]同书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又记“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25]前条史料言匈奴右方早期分布的大致区域，与大月氏、氐、羌相接，已逼近河西。后条史料言匈奴第一次破走大月氏以后的情况。盐泽即蒲昌海，今罗布泊前身。“盐泽以东”多盐碱沙卤之地，不宜人居。所谓“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欲言其广，然匈奴右方活动地区还应主要指河西一带。综合上引，这里出现的“匈奴西域”，实际对应“匈奴西边”、“匈奴右方”，指匈奴后来一度控据的祁连山及其以北的河西地区。[26]
《大宛列传》又记张骞向武帝进言：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於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27]
也出现有“西（城）〔域〕”语。中华点校修订本作“西域”。王念孙承上复云“‘城’亦‘域’之误”。[28]王宗维也说“乌孙在浑邪王部西，又非城邦国，应以西域为是”。[29]《论衡·吉验》作“命令长守于西城”，[30]内容当采自《史记》。[31]然而，刘进宝主张《史记》此处“城”字同样不误，“域”乃后人臆改，并以刘光华研究为基础，认为此处“西城”含义又应与前则有别：“‘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数万人’的‘西城’，应该是……在河西走廊，……其具体地域应该在张掖附近”；而“匈奴令乌孙王昆莫‘长守于西城’的‘西城’，应该在汉代的西域范围内，可能就在今新疆的东部地区”。[32]《汉书》卷六一《张骞传》复载此事，内容稍有不同：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食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33]
班固叙述原委，与《史记》所载存在明显差异，应有纠正旧史之意。[34]对此，后人早有注意，《索隐》：“按《汉书》，父名难兜靡，为大月氏所杀。”[35]除此之外，两文所记，尚有其他不同；仔细对照，又能互相补充。乌孙、大月氏均为“行国”，“随畜移徙”。昆莫父难兜靡统治时期，乌孙尚属小国，与大月氏同在河西祁连山至敦煌之间游牧。[36]大月氏一度强盛，杀难兜靡，夺乌孙之地。[37]乌孙民众于是亡奔匈奴，昆莫也转由单于收养。待昆莫壮健，匈奴将所收乌孙种落交予昆莫统领。“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38]可知当时月氏被匈奴攻破，其中大部已被迫离开“祁连、焞煌间”，[39]西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原塞种活动地区。[40]因此，此句仍当作“令长守於西（城）〔域〕”之“西（城）〔域〕”，指大月氏西迁后留下的“祁连、焞煌间”的河西地区。
之后，昆莫羽翼渐丰，向单于请求西击大月氏复仇，进而向西进兵，大败大月氏，迫使后者再次西迁。大月氏二次迁徙至阿姆河流域，臣服大夏而居之。[41]而“昆莫略其众，因留居”，获胜后实际进至伊犁河、楚河流域。关于此事，《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也有类似记载：
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徙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42]
二者在大月氏、乌孙先后西迁问题上，认识一致。与之同时，《大宛列传》“昆莫乃率其众远徙”记述中，特别提到乌孙曾有“远徙”，同样不宜忽略。所记与上述恐为一事。这反映“令长守於西（城）〔域〕”之“西（城）〔域〕”，距离天山北侧，尚有一段距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张骞传》称乌孙攻破大月氏，迫使后者西迁至大夏地，文献也有称大月氏相关远徙，乃因匈奴。前引《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及《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均记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老上单于又杀月氏王，以头为饮器，下云“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4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作“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葱领”。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文帝前四年（前），
“单于遗汉书曰：‘……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至文帝前六年（前），“汉遗匈奴书曰：‘……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44]同样谈到相关军事行动。所记与乌孙西攻大月氏，很可能本属一事。曾被“令长守於西（城）〔域〕”的昆莫及其族众，属“匈奴右方”。右贤王这次征讨，乌孙当是其中主力之一。《匈奴列传》在“尽斩杀降下之”后，又提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正义》曰“（乌孙、呼揭）二国皆在瓜州西北。乌孙，战国时居瓜州”。[45]匈奴西击大月氏后，宣扬所臣服之国，乌孙夹于楼兰、呼揭之间交代，后者活动区域此时始至天山以北。而“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前，昆莫“因留居”，仍当“朝事匈奴”。又，相关提及范围较广，涉及天山南北诸国，而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46]为引弓大国。此言“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显示月氏已不在相关区域活动。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后，“故浑邪地空无人”，张骞建议对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当与此前“令长守於西（城）〔域〕”，有直接关系。河西之地，浑邪王居西，休屠王居东，浑邪王地此前为乌孙地，且昆莫在难兜靡之后尚曾居之。正因如此，《汉书》为突出原委，作“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招以东居故地”，称“浑邪地”为“昆莫地”，并特别提及“蛮夷恋故地”、“招以东居故地”。
三、《史记》所见“匈奴西域”与浑邪王降汉
除上述两例，《史记》所载封赏文书还见有直接提及“匈奴西域”者：
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47]
中华点校修订本句读，较此前无调整。不过，中华本《汉书》的句读处理，却本不相同，相关部分作“票骑将军去病率师征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犇于率”。[48]依《史》、《汉》记述习惯，“浑邪王”可省称作“浑邪”，例多不赘举。前引《史记·大宛列传》“故浑邪地空无人”、“故浑邪之地”，《汉书·张骞传》改作“昆莫地空”以对应，也提示前者可称“故浑邪王地空无人”、“故浑邪王之地”。“浑邪”是王号，而非名姓，既已省称，似不必于前复冠以“王”字。《汉书》句读虽稍显顺畅，但《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称“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49]后者明确交代具体区域是“匈奴右地”，与“匈奴西域”正可呼应。联系前引《张骞传》“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以“塞王”代指塞种的部族，这里称“攻”不称“击破”，对象作“匈奴西域王”，而非“匈奴西域”，也可以理解。至于不径称“攻匈奴浑邪王”或“攻浑邪王”，是因“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前，已有交代：“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50]前引《西域传》也说“降浑邪、休屠王”。而《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作“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51]霍去病将兵往迎在前，浑邪王杀休屠王在后。综上言之，相关句读的调整方案之一，可为：“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
《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又记武帝元狩六年（前）“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庄青翟、御史大夫张汤等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其中有云：
内襃有德，外讨彊暴。极临北海，西（湊）〔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於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52]
“极临北海”，《正义》曰“《匈奴传》云霍去病伐匈奴，北临翰海”。“西（湊）〔溱〕月氏”，《正义》又曰“溱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泷川资言《考证》进而指出“王念孙曰：湊，当作‘溱’。故《正义》训为至。愚按：古钞本、枫山本作‘溱’”。[53]与“极临北海，西（湊）〔溱〕月氏”并举，尚有“匈奴、西域，举国奉师”事。这一阶段，卫青、霍去病数次统大军远征，“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匈奴虽向西北退却，但似不可称“举国奉师”。而张骞虽奉使“凿空”，以通西北国，但城郭诸国远未内属于汉，也不可以“举国奉师”称之。我们注意到，“举国奉师”句下，尚有“舆械之费，不赋于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语。《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元狩二年（前）秋浑邪王率众降汉，“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徭”，[54]同书卷三〇《平准书》又云“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55]《汉书》卷六《武帝纪》还提到“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56]参考上引，“举国奉师”应主要指浑邪王降汉并率众守边。《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相关内容当连读，断句改作“匈奴西域，举国奉师”。《三王世家》为《史记》流传中亡缺十篇之一，褚少孙等人补之。[57]后人补作，直录奏诏，在撰史层面，易受批判；然从保留史料而言，却有意义，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通过上述逐一分析，我们发现，《史记》出现的“西域”多与匈奴有关，连称有作“匈奴西域”。按文帝前四年（前）前后，匈奴右贤王及乌孙再次击破大月氏，迫使后者二次迁徙，“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一度实现今新疆特别以北地区“行国”的臣服。但乌孙在势力渐增后，尚不肯朝会匈奴。这一区域严格意义上还不属匈奴右方。武帝太始、征和年间（前96-前92），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赋税诸国”。这时始由匈奴右部之一王，尝试局部控制；然主要为课取赋税，仍未被视作匈奴右方的一部分。伴随汉帝国西进，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僮仆都尉由此罢”。[58]《史记》“西域”、“匈奴西域”所指，主要对应河西地区，而非今新疆（及中亚）区域内的城郭诸国。这与《汉书》所见“西域”用语，进而与既往学界对“西域”狭义、广义概念的归纳，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太史公又是怎样指称主要分布于今新疆地区的城郭诸国呢？这就需要我们回归《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本身，对这一卷的撰作，重加审视。
四、《大宛列传》撰作特征与“西北国始通于汉”
《大宛列传》开启了包括《汉书》在内后世正史《西域传》的撰述传统，但篇题却明显不同。加之它错杂于《史记》列传末尾的“类传”之中，居《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下，《游侠列传》、《佞幸列传》上，具体如下：
《循吏列传》
《汲郑列传》
《儒林列传》
《酷吏列传》
《大宛列传》
《游侠列传》
《佞幸列传》
因而一直以来多受议论。明崇祯毛晋汲古阁《史记索隐》单行本三十卷所保存的《索隐》条目，较通行的《史记》三家注本丰富，部分为后者所不载。这一点，泷川资言早有注意，并引《索隐》“《大宛列传》宜在《朝鲜》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侠》之间。斯盖司马公之残缺，褚先生补之失也，幸不深尤焉。”[59]此篇非褚少孙所补，史料价值无可怀疑，余嘉锡、余太山、陈健文等学人已作辨析。[60]不过，司马贞“宜在《朝鲜》之下，不合在《酷吏》、《游侠》之间”的看法，却一直延续。王若虚、赵翼、梁玉绳、朱东润、胡鸿等古今学人均表达了这种疑惑，[61]如赵翼提到“……《儒林》、《酷吏》后又忽入《大宛传》，其次第皆无意义，可知其随得随编也”。[62]《汉书》中，《大宛列传》内容除部分被采入《西域传》，[63]大部仍得保留，单列一传，题《张骞李广利传》。因此，余太山说“如果将该传看作张骞、李广利两人的合传便一切迎刃而解了”，[64]“就传文的性质来看，视之为张骞、李广利两人的合传更为合适”。[65]赵帅淇也说“似乎称为‘凿空者列传’更为贴切。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史记》将《大宛列传》排在《酷吏列传》和《游侠列传》之间，而不是与《东越列传》《朝鲜列传》等以地域概况为主要记载内容的篇章放在一起”。[66]
我们认为，《史记》“其次第”并非“皆无意义，也绝非“随得随编”。仅就列传而言，《伯夷列传》居七十卷之首，《货殖列传》居七十卷之末，义、利之辨实际已有揭示，不过后人多不留意罢了。类传之中，《刺客列传》相对独立，远居于前，在《吕不韦列传》下、《李斯列传》上，向来难解。其实，《史记》列传排列，偏重时间线索。而传中又以重要人物的活动时间或单个人物重要作为的活动时间，排序先后。《刺客列传》虽从春秋曹沫讲起，但以荆轲刺秦篇幅最大，历史影响也最为突出。因此，这篇类传被安排在《吕不韦列传》下。李斯在秦统一前已崭露头角，并献过著名的《谏逐客书》。如以登上历史舞台后进行的著名活动计起，李斯似应早于荆轲。然而，太史公更重视李斯辅佐秦王政完成帝业、特别是在统一后的理政治国。因此，李斯虽为秦之名相，列传排序却未紧邻《吕不韦列传》。胡鸿曾指出“淮南衡山二王虽始封于汉高祖和文帝时，但他们因谋反而被诛，国灭为汉郡县，却是在武帝朝。……汉前期诸侯国高度自治，汉廷视之如敌国，得二国之地为郡县，与征服夷狄而拓境颇有相通。司马迁作为这一系列巨变的见证者，深知发生在武帝朝的上述事件是最具历史意义的，在各传中应当成为叙事的重心，所以才将相关的列传都归入武帝朝”，[67]也是类似的情形。
梁玉绳提到“说者遂言司马相如开西南夷者，故次西南夷后。《匈奴传》后继以卫、霍、公孙弘，而全录主父偃谏伐匈奴书，史公有深意”，却认为“并曲解耳”。[68]其实，“说者”分析，多有可取处。[69]今就类传前半部分续论之，《循吏列传》仅叙先秦“奉法循理之吏”，《汲郑列传》记汲黯、郑当时二人“廉，内行修絜”，为政有古风。该篇承续《循吏列传》，而述说“当代”贤臣。[70]《汲郑列传》之后，是《儒林列传》。按汲黯、郑当时任官主要在景武之际，而太史公云“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71]所谓“建元元狩之间”，提示儒者活跃主要在武帝即位早期。《儒林列传》之后，是《酷吏列传》。后者并未与《循吏列传》紧邻。太史公云“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72]所叙撰作原因是：百姓舍本逐末，多行诈巧违法之事，难以教化，需用酷吏惩办。这涉及特定的历史背景。《盐铁论·刺复》文学曰“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73]可以看到，武帝因征伐所需，大用“奋击之士”；待用度不足后，起用“兴利之臣”；百姓不堪，行巧诈以避法时，又以“憯急之臣”加以严究。[74]酷吏正对应第三阶段所重用的“憯急之臣”。由此可知，循吏、汲郑、儒林、酷吏实按时间次序排列，以不同官吏群体的活跃阶段为线索，揭示东周至西汉武帝的政治文化变迁。此脉络之下，《酷吏列传》后，列以《大宛列传》，也就可以解释了。联络西方远国并征伐大宛，是武帝晚年的重要举措，故太史公将此传置于武帝后期兴用“憯急之臣”的《酷吏列传》之后。其后类传，已不主要反映王朝政治演变轨迹及政治文化的阶段性特征。按司马迁撰《太史公书》，下限止于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云“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75]而李广利两次远征大宛，具体时间正在太初元年至太初四年（前-前）。这个意义上说，史迁撰作《大宛列传》并如此安排次序，实际将相关活动视作武帝政治的尾声。
由此进言之，《大宛列传》终未以并列人名或人群用语名篇，在撰作上还是与《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更为接近；只是伐宛出现于武帝未期，且在兴酷吏之后，因而显得与上述涉及周边民族诸篇较为疏离。
在篇题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看内容。
《大宛列传》以“大宛之跡，见自张骞”启篇。张骞首次奉节出使，本为联合大月氏。不过，他经匈奴地而抵达的第一个西方国家却是大宛：“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76]《大宛列传》最后记汉对西方大规模用兵，派李广利用四年时间两次征讨的国家，也是大宛。更重要的是，大宛是汉帝国在当地改立亲汉君主并盟会的首个国家。[77]从“外攘四夷”角度而言，这是汉帝国在征服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之后，与“绝远”的西北诸国建立初步臣属联系的直接体现。[78]篇末交代汉帝国触角开始伸入此地：“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79]这正得益于伐宛之胜。
此外，西方诸国之中，大宛是汉在“凿空”初期相对熟悉的国家。《大宛列传》有关西方诸国的叙述，实际是以大宛为中心，并交代相关道里数字。如张骞第一次使还长安，向武帝报告，先举“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下面具体格式为“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里妫水南”。至于太史公又记“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宛左右以蒲陶为酒，……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80]也反映了这点。《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以“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启篇，记诸国道里，格式已为“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千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81]彼此差别是明显的。昭宣以后，汉帝国对城郭诸国的了解加深，与西方诸国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
《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六年击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绝域大夏功侯”。[82]张骞出使之功，主要是“使绝域大夏”。这也是张骞身至的最远之国。《大宛列传》又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天子言之”。[83]第一次出使后，张骞向武帝所报告的，都是上述诸国及听闻的乌孙、奄蔡、安息、条支等国状况。这些当中，行国、土著均有，然皆为大国。武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