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根旺，系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员，宝鸡市作协会员，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理事；原题：见仁见智：也论“泰伯奔吴”。
泰伯奔吴的典故在历史上流传很广，泰伯及弟仲雍为何要奔吴，《史记·吴太伯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注：太伯即泰伯)。《周本纪》也有相同记载。对于这般高尚的让国事件，孔子是这样评价的：“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意思是：泰伯，那可以说是具备至高无上的品德。三次让天下，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因了孔子的话，晚唐诗人陆龟蒙在《和袭美泰伯庙》中曾写道：“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对泰伯仲雍的行为也是推崇备至。
千百年来，对泰伯、仲雍奔荆蛮“三让天下”这一事件似乎无多少人否定，但对其原由和过程及相关情况，古今众多学人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仅读到的版本，不下数十种。对浩繁的文史资料细心梳理，会使我们思路大开兴趣大增，也会使我们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探究和认知,有了进步和提高。
对泰伯奔荆蛮的记载，《史记》及一些典籍均有，文字大致相同。经常阅史料，印象很深刻。然“红鸟衔丹书”，小昌有“圣瑞”，是不足为信的。八成是太王的“心计”，并改少子名季历，“季“同“嫡”，意思谁不明白。太王为何这么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季历是太姜所生，直接牵扯到姬姜政治联盟；二是季历的妻子、姬昌的母亲太妊来自殷商，季历因妻而显赫，儿子昌因母而显贵。姬昌显贵与他的出身有关，因他是“大邑”商族的外孙。季历继位可以巩固姬姜联盟，再传位姬昌会得到大邦国商朝的支持。太王可谓老谋深算。可“废长立幼”的问题如何处置，一些学者对“惯常”之说即泰伯从大局考量与弟仲雍出奔让王深为质疑大惑不解。“老周王有三个儿子，都聪明有建树，至于三兄弟关系如何，史上记载不多，笔者总认为他们并非和睦一心，不缺乏宫廷派系的暗流涌动，则是没有流血而已”“按当时的传统必须是长子长孙，要想传位给姬昌并非容易的事。有了偏心以后，老周王就开始刻意重用老三季历，想通过非正常之法先传位于三儿子，再名正言顺传位于孙子。这样的安排连傻子都能看出来，泰伯岂有不知,”“与其不受待见还不如选择放弃，如果不走势必会引起龙蛇相争。于是，就有了泰伯奔吴三让王位的故事。世上对其这番举动的评论极高，殊不知是无奈之举”“泰伯要想成全太王，大可不必离开周部落，即使真想消失也未必要待父生病时，叫上老二以替父采药为名而溜之大吉。请注意，还带了三千多随从呢！”“就这声势和规模说是理让王位于理难通。再者，老周王得知后还派出兵马去追赶，是想挽留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带走如此之多人马绝非礼让那么简单。如果泰伯不想做这个王，选择隐姓埋名应是上策，而他是恰恰相反，说明他的权欲依然未失，走的不甘心。”
也有学者说，“我还真就是不相信泰伯是心甘情愿让出王位的，因为这不但违反人性，还违反当时社会生产条件。要知道当时周族正处于需要扩充实力同殷商王朝作战的关键时期，泰伯和仲雍这时候带着族人离去，无疑会使周族的实力受到削弱。就算泰伯宁愿把国君的位子让给季历，他也完全没有必要逃到千里之外、对于周人而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荆蛮之地去，他们完全可以留在本部协助季历，这才符合周族的整体利益……在这段语焉不详的上古记载当中，隐藏着一段极其残酷而惊人的历史：为了争夺王位，周族内部泰伯、仲雍等部族联合起来，同季历的部族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甚至是战争。季历的部族最终取得胜利，将泰伯、仲雍部族赶出周地……泰伯和仲雍逃到了荆蛮之地后，肯定也经过一番艰苦的争斗和厮杀，最后，当地千余家土著被周人收服，泰伯于是在这里自立为君，国号句吴，简称吴。”
荆蛮之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史料记载不明确，以致一直以来争论不休。说泰伯所奔的荆蛮是指江南地区，即今无锡梅里一带,无锡学者浦学坤、江凌云在《泰伯为什么要奔吴》中有这样一些话：“‘吴’地之名，不是泰伯建立句吴国之后而有之,不是泰伯从岐山带来的，而是江南早已有的地名和族名。吴地之名既然早已有之，那么这一区域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是‘蛮荒’之地，其是否就是孟子所蔑视的‘南蛮舌’之人呢，我看这未必。句吴地域原指长江下游江南一带，地属古扬州……在夏代或更远一些年代，吴越之地洪水泛滥，土地泥泞……人民只得‘水行而山处’与‘鳣鱼鳖为伍’，这些都记载于文献之中。但在《周官职方志》中却把扬州列为九州之首：‘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菽曰具区，其利金、锡、竹……其谷宜稻。’这一变化，起码说明了两点：吴地原本不是荒蛮，而其民也不是那种语言像鸟叫似的野蛮之人，证之于早些时候上海青浦崧泽、马桥等地发现的吴地史前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稻米和农具等物，特别是河姆渡发掘出堆积的稻谷据说竟然有吨之多，在我们眼前就不仅展现出—年前吴越古地无比丰饶的稻作文化景象。再如最近在无锡鸿声镇彭祖墩遗址，发掘一大批距今约-年文化遗存，这一考古发现很可能改写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史。凡此种种证明吴地既不是贫瘠之地，吴地之民也绝不是文化落后之民……”
人们在“争说”荆蛮之地，不过泰伯兄弟有没有到达江南，这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说法。以前古籍所说的梅里究竟在哪里，至今一直难以确定。将梅里定在无锡，是南朝无锡县令刘昭在注《后汉书.郡国志》时开始说的。
长期以来，对“泰伯奔吴”之因之地之所以有多种说法，问题主要在于，泰伯兄弟为何要带领族众从关中地区跑到近三千里外的江苏，就算泰伯争权失败要逃，也没必要跑那么远。周族那时只是个百里之地的小邦，势力不过渭水中游一带，只要跑出这个范围也就够了。署名为吃货邱小胖的作者在《宜侯夨簋揭示：泰伯奔吴另有隐情，吴文化或始于江苏镇江》中同样认为“这一记载的确感人,但细看之下又明显不太可信：首先是红鸟衔书，应该是季历伪造，目的是夺取王位，生男孩就拿出来，生女孩就藏着；其次是千里奔吴，从宝鸡到无锡直线距离将近三千里，三千年前几乎不可能做到，泰伯发扬高尚精神，跑到周国领土之外即可，非得跑到苏南就谦虚过头了。”
“学者张筱衡、刘启益、尹胜平等，在研究了陕西宝鸡夨国遗址以及有关出土器物铭文后，认为泰伯所奔之吴其实是夨国。据考证，在古金文中，夨与吴、虞是相通的，吴字省口就是夨。另外，今陕西陇县一带有吴山，夨国之名应与吴山有关。而在周灭商之前的‘荆蛮之地’，实际是在吴山以西的岍山与汧水一带。即今陕西千阳县。根据出土彝器和铭文分析，荆岍汧三字原来都是从井的。后西周中晚期楚国在江汉一带崛起，荆(荒蛮之意)才被特指荆楚之地”。有论著如是说。
另外，根据夨国与邻近姬姓国家的婚姻关系，学界推证夨国应为姜姓。据文献记载，古公亶父的妻子也来自姜姓。因此台湾学者王明珂认为，泰伯应是在争位失败以后，便逃到了母舅之国夨国寻求保护，这一推断也是合理的。毕竟,一个失势的王子，逃到娘家避难，比逃到一千多公里外的遥远之邦，看起来要靠谱得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陕西宝鸡境内出土“夨王簋”“夨王簋盖”以及“夨膡盨”等夨器的铭文分析，夨国国君在西周时期竟已称王，可见这是一个颇有战斗力的国族，它不仅曾与周族联盟伐商，且曾侵略过周边许多国家，甚至灭掉了同样不见史载的“弓鱼”国。其以此等实力，保护一个落难王子应是不难的。再据考古发现，西周时期吴国的墓葬没有一座是周式墓葬，全都是土墩式墓葬，即不挖墓穴，只在平地堆土起坟埋葬，其随葬品多为印纹陶器、原始瓷器和带地方特征的青铜器。而这种墓葬方式主要流行于长江下游太湖周边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与周式墓葬的竖穴土坑墓与大型礼器陪葬方式迥异。泰伯奔吴之后，竟把自己族人的丧葬观念都改了，这不大可能。或许把这解释为泰伯东迁后的“从蛮夷之俗”，然这样的解释总有些牵强。
还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泰伯一行当年从故土奔赴江南，要穿越数十个大大小小与周为敌的邦国，能一一通过可能吗？
关于泰伯、仲雍奔荆蛮，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霍彦儒先生在《太伯、仲雍与荆蛮、吴国——兼谈“太伯、仲雍奔荆楚”之文化意义》一文中有如下论述：“经对有关资料和多种说法的梳理，认为奔宝鸡吴山的可能性很大。其原因有三：一是距离周原最近，两地相距仅有百十公里。而要直接去到相隔千里之遥的东南沿海吴越之地，谈何容易；二是姬姓周人始祖炎黄及后裔曾居住、活动在吴山一带……所以太伯、仲雍奔吴山同族的可能性最大，而不可能去到一个与自己不同族的陌生的异地去；三是吴山一带曾为周的畿辅之地，是周的属国夨国和散国之地，在其西北方有虞、芮（早期）两国。这便于与周边的国家交往，有利于今后的发展。而不可去到由商人统治的吴越异族之地。从后来周公东征可以看到，当时商人在此地的势力是很大的。试想，一个异族会怎么落脚，并建立自己的国家称王。这于情于理都很难讲通……持‘宝鸡说’观点的学者认为，这里的蛮是指当时活动在吴山地区的戎人，即羌族。在古公未进入周原地区前，包括吴山在内的今宝鸡地区大部分为姜姓羌人所占领。周人与姜姓女子太姜的联姻就是为了在周原地区有一块立足之地。所以吴山人当时被周人称为‘蛮人’。相对于周原来说，偏于西北的吴山毕竟为荒凉之地，所以也可称为‘荆蛮’。再说，在吴山东南部不远处，至今还有一座叫白荆山的地方……对于太伯、仲雍奔荆蛮，老一辈史学家如卫聚贤、何天行、蒙文通、顾颉刚等诸位先生也均认为太伯、仲雍奔的是今宝鸡的荆蛮——吴山，而非江南之荆蛮。至于文献中所说的仲雍死后葬常熟之虞山，这可能是一种附会。因仲雍未奔荆蛮，也就不存在葬虞山之事。这里所说的虞山可能是将宝鸡吴(虞)山之名迁移常熟所致。像这种地名迁改的例子在古代是很常见的事……太伯、仲雍到寿梦这漫长的十九年是无考的，至于司马迁所记载的太伯、仲雍始建吴国大概也是仅凭传说而已。”
对泰伯奔吴，于少特先生认为,“太伯、仲雍所奔之吴，春秋时的文献记载多为浙江一带的吴国。但今天的学者多认为，太伯、仲雍所奔之吴是今山西平陆县境内的虞。江苏丹徒县出土的宜侯夨簋铭文记载康王将虞侯夨改封为宜侯的情况看，以后宜侯夨的‘夨’字上加个口字，就成吴国，或是虞字取掉了虍就成了吴字。”
有学者讲，从吴王的王名及句吴的国号来看，句吴在商周春秋时期是一个有别于中原文化系统的土著方国，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与句吴的历史文化无关。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句吴的先祖有可能来自淮水流域的淮夷，渡江南下后，以今宁镇丘陵地区为活动中心，进入春秋时期后，开始向东南太湖流域发展，与越人发生冲突，最终被越人击败……从考古发掘来看，今天苏州市区能够确认最早的遗存在战国中期以后，应与吴、越都城姑苏关系不大。苏州市区是战国时期楚灭越以后逐渐形成的城市，秦汉以后成为太湖东岸甚至江南地区最重要城市，因此，市区与吴越都城有关的传说如泰伯庙、锦帆路、胥门、伍子胥祠，甚至虎丘的吴王阖闾墓等等，都是秦汉以后人的附会……关于吴人、吴国、吴越争战的历史，最早散见于《春秋》《左传》《世本》《国语》等先秦典籍中，但均为零星记载。吴国灭亡年后的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其进行了集成，成为吴国历史研究的最重要史料。又经余年，东汉袁康、吴平采集史料及民间传说，辑成《越绝书》、赵晔撰写《吴越春秋》。至此，人们对吴越历史的记忆告一段落，后代对吴越历史的叙述均不出以上范围，吴地也逐渐成为与中原地区基本上均质的区域……看来，将太伯、仲雍奔吴的故事冠于句吴历史之上的，就目前所知不外司马迁。然而，司马迁在撰述《吴太伯世家》时，对史实的考辨并不一定准确。例如，在讲到季札“自卫如晋，将舍于宿”时，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引》中即对此作了批判性的评论：“太史公欲自为一家，事虽出《左传》，文则随义而换。“揭示了司马迁撰史态度不谨慎的一个侧面。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传说，在春秋中期以后形成的历史记载中逐渐出现，吴越灭亡以后一直流传于吴越古地，司马迁将之完全历史化，《越绝书》、《吴越春秋》将之扩大化，后人则坚信不疑，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吴越文化及考古学的研究。
有关泰伯仲雍奔吴的落脚地，目前史学界依然在热论，有些观点针锋相对，单江苏就为其是在宁镇地区还是无锡一带等就颇有争议。称泰伯是吴始祖，其实在炎帝黄帝时期，吴姓人物就有了。鉴于如此热闹的境况，王明珂还说出了这样的话：吴国寿梦时期，或对华夏文化心生仰慕，或是为了融入华夏，于是派大臣季札访问中原诸国，给吴国编造了一个华夏身份——泰伯奔吴，就此吴国有了一位“至德”的祖先。也就是说泰伯奔吴是一个华夏谱系的完美谎言，吴国、中原诸国等合力编造出来的。
至于“三让天下”，异说诸论目不暇给：
“三让意为：泰伯出走一让天下；古公死后不回来奔丧，以便让季历继承王位二让天下；季历死后也不回来，以便让姬昌继承王位，三让天下；”
“周太王病逝，泰伯和仲雍没返回奔丧，只能由季历即位。此为‘一让’。后来，季历被商王暗害而死，秦伯和仲雍还没返回奔丧。只能由姬昌即位，姬昌即周文王。此为‘二让’。在荆蛮之地，泰伯和仲雍按当地人习俗断发文身，以示脱离周族。此为‘三让’”(刘希平《从宝鸡走出的江南始祖》）；
“‘三以天下让’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一是太伯将周国的天下让给了更贤者季历。二是季历被商王文丁害死后，他完全可回周国接替王位，但他没有回来，而是自强自立，在江南创业，又把王位让给了颇有王者风范的侄子姬昌——周文王。三是因他年老无子，而将吴国的国君让给了其弟仲雍；二种认为在三种情况下太伯把周国王位都让给了小弟季历，而丝毫未涉及太伯让王位于侄子姬昌和二弟仲雍之事”(于少特《关于泰伯奔吴的几个问题》)；
“有人说‘泰伯对古公，生不待之以礼，死不葬之以礼，祀不祭之以礼’此为三让；有人说，泰伯隐居西吴(即宝鸡吴山)为一让；登上王位，让与仲雍，仲雍让位季历，此为二让；季历死后，文王登基为三让。还有人说：一让季历，二让姬昌，三让仲雍”（张宗仓《巨星从岐山大地升起》);
“根据那昺的《论语疏》，他引郑康成的注，说泰伯他到了吴地去采药，太王过世了。他不回来，结果季历就做丧主，他主持丧礼，这是又一次给他机会，让他来继承君位，这是一让也，第一次让。第二次是季历去找他，找他回来继承君位，回来奔丧，但是他又拒绝，这是二让。第三次让，是丧事之后，他自己断发文身了，就不够继承，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所以君位只好让给季历，这是三让”（佚名《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
“一说泰伯三让，是生一让(太王病，采药不归)，死一让(死不奔丧)，丧事除，又一让(断发文身，示不可用，终不归)，见郑玄注和范宁说之二；一说泰伯三让，是一让季历，二让文王，三让武王，见范宁说之一。宋儒更有让周让商之辩。让周，是以周未得天下，‘三以天下让’，只是为了将来取天下，乃让季历，是阴谋图商说，二程主之；让商，则是说太王有灭商之志，泰伯认为不合法，为存商，才逃亡到吴越，则属‘夷、齐扣马之心，’忠诚可感，朱注主之。曲说丛生，多因道德作怪，不必深究。其实，禅让是所谓上古至德，尧、舜、禹皆以禅让得天下，古人津津乐道，不独孔子。孔子夸赞，不过因为，泰伯生于商周之际，还能讲这种旧道德，实在不容易”。
研究周文化，周文化涵盖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就必须搞清楚、弄明白，否则，研究就只能是原地踏步，就难有广度、深度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