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通过道德约束管理基层社会。儒家对礼格外推崇也是从人性角度出发，把人们生活中可以与人为善的习俗与已存的礼相结合，使人们能自觉遵守礼，把礼提倡为一种更深入人心的道德规范。孔子也指出了礼对社会治理的重要性：“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为了使礼在整个社会中的推行和传播更为广泛，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通过新阐释对礼进行传承和发扬。孔子以仁释礼，主张“爱人”，这就使礼包含了更多的人文思想，把礼中含有的人性化情感的部分进行更加深刻的阐释，如他对丧礼的态度就是：“丧，与其易也，宁戚。”内心深处所展示出的本真的情感比表面上礼的形式要重要得多。
只有将冰冷刻板的礼仪与人情结合才能更加接近人性，让礼更容易渗透到基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也更愿意从思想上接受礼的存在，并自主的遵守礼的规范，从而使礼不再是强制性的规定，而是可以潜移默化的在道德上约束百姓。
春秋战国时期基层社会所遵守的礼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方面是百姓内部根据日常生活习惯自发的化俗成礼，另一方面则是统治阶层为了教化民众刻意推行的礼。而统治阶层推行的礼往往也是根据不同地区民众的生活习惯而推行实施的，这也表明了周代统治者对用礼来规范和教化百姓予以重视。
礼能明确反映出不同阶层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因此可以划分不同社会阶层人们的身份地位。而官方通过教化推行到民间的礼显然不是为了提高基层社会百姓的社会地位，而是为了使礼仪体系更好地为统治者管理基层社会、巩固统治而服务。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革，礼从一种贵族专用的典章制度逐渐转变为带有文化性质的社会管理方式。上层贵族们所遵守的原本复杂而形式化的礼仪开始逐渐失去意义和约束力，既是道德约束又是治国手段的实用性的礼开始更加受到统治者们的重视。
随着各诸侯国都开始强化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们对基层社会百姓的控制也开始越来越强。古代礼法不分，从春秋中后期“郑人铸刑书”开始，到随着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开始相继实行变法，礼与法才逐渐分离开。但“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礼是维持统治的原则，也是法的前提，起着道德约束和礼法约束的双重意义，可以规范和教育所有的百姓，让他们有规矩可以遵守。《左传》中记载，曹刿劝谏鲁庄公时有言：“夫礼，所以整民也。”因此礼逐渐作为一种控制基层社会人民的手段被君主加以使用，并开始从自主性约束更多的变成被君主的意志所左右，以使百姓“知隆礼义之为尊君也”、“知有常法之为一俗也”。
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礼进行节制，把更多的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中，通过对礼的实施，进一步明确不同阶层的人拥有的不同权力，上层贵族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基层百姓也要遵守自己的本分，从而进一步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乡俗与基层社会管理。乡俗顾名思义即为乡里间的风俗，多形成并存在于基层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俗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早已存在，礼与俗虽然常常并称，但俗往往在基层社会被更广泛的使用，因其约定俗成的自发性，虽然不同于礼法般严苛，但对基层社会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乡俗。乡俗是基层社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沉淀出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涵盖范围很广，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地迥异的民俗、以孝悌为代表的纯良民风、乡里间的重学之风等都是乡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百姓的影响也都极为深刻。
1.各地迥异的民俗。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林立，各自为政，拥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规范，使得“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因地区与文化的差异，不同的人群在各自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民俗。
春秋战国时期虽离我们年代久远，但许多民俗依旧可以被我们所认同，有些还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同样也有很多民俗为我们现在所不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被人们广泛接受使用、也被统治者所默许的。
妇人陪侍住宿的民俗不论古今看起来都不符合礼仪道德，但却一直为燕国人民所沿用。这些民俗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但是却被长期上行下效，不曾废止，这些做法虽然与礼义道德基本不相符，但只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只要不影响社会稳定和秩序，就不会被强行改变，墨子言：“此所谓便其习、而义其俗者也。”
而对于不利于统治的一些民俗，统治者就会对其进行干预以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史记·滑稽列传》中所记载的西门豹治邺就是其中的典型。邺地的三老与巫祝为了盘剥百姓的钱财杜撰为河伯娶妇一事，使得当地赋税沉重，百姓贫困，人民逃离，“城中益空无人”，这极其不利于统治者对地方的掌控和治理，因此西门豹用计破除此民俗，“鄴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後，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百姓都拥有截然不同的民俗，统治者多数情况下予以默认，但在民俗与稳固统治之间出现冲突时，统治者往往会进行移风易俗，以引导基层社会民众生活的稳定有序。
2.以孝悌为代表的纯良民风。春秋战国时期孝悌观念已经确立并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孝不仅是统治者治国不可或缺的道德准则，更是基层社会百姓追求的美德。孝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真正的孝子对父母尽孝时必定是充满和顺之气的，而不能孝敬父母或者面对父母的逝去更是发自真心的悲痛。
诸子也对孝文化非常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最重视孝道。侍奉父母更是要尽心尽力，“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可见，儒家把孝视为天下大道。墨子在《兼爱》中也提到“父子相爱则慈孝”、“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
最迟在战国时期，国家已经用法律来惩罚不孝之人。战国时人对孝的要求已经从道德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这就更督促百姓们要注重孝道，这样一种导向使得孝文化成为基层百姓生活中的一种良好民风。
3.乡里间的重学之风。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体制处于逐渐完善的阶段，为了更好的教化基层社会民众，而教育万民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乡三物”：“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了规范对基层百姓的教育，教育体系也从上层贵族教育普及到了基层社会。
《周礼·地官·州长》记载：“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郑玄注：“序，州党之学也。”《礼记·学记》中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左传》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杜预注：“乡校，乡之学校。”这些史料记载中的州序、家塾、党庠、乡校都是根据地方行政区域设置的乡学，可以看出统治者对教育民众也很重视。
除了官方教育，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学术下移趋势。官学开始衰落，当时“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学在官府变成了私学兴盛，诸子思想的发展对私学的繁荣产生巨大影响。
孔子是创立私学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教育的先驱，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孟子也徒从众多，“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
当时与儒学并称为显学的墨家也是靠着传播自己的思想拥有很多追随者，“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法、道、兵等各个学派也都收徒讲学，甚至只要稍微有点名气的士人都有徒众跟从并“率其群徒，辨其谈说。”
除了诸家学说以外，基层社会的百姓也能从多种渠道学习到各种知识。从春秋时期开始，天子失官，典籍也随之散播到民间。致仕退居乡里的绅士也开始聚众讲学，《礼记·学记》中孔颖达正义引书传：“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归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子产治理郑国时，邓析为了刁难他教民众打官司，“大狱一衣，小狱襦袴。”结果“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结语
可见，贵族垄断教育现象被打破，平民教育得以空前发展，人们为了能更好的生活也自发接受各方面的学习，民间的重学之风也越发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