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关键词：历史编纂学；《春秋》；《史记》；《汉书》；《文史通义》
作者简介:陈其泰（—），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历史编纂演进的历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书体裁的丰富性及其不同功能、史家的历史思想和再现客观历史的能力，以及编纂技巧和叙事成就等。事实证明，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必须跳出目录学、文献学的局限，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特别需要加强哲理层面的思考，通过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更要重视通过创造性阐释，努力揭示历代史学名著中体现的中国精神、蕴涵的中国智慧，增强“文化自信”，并向世界各国推介。这就需要凭借创新观念和研究方法，大力拓展，把这一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本文着重从方法论层面谈四点认识。
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阶段的特征与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紧密联系起来，恰当评价最早史学经典的重要价值
最早产生的史学名著，其内容和形式都势必处于朴略阶段，但其中蕴涵着中国史学的基本特征和创造精神，经过长期发展，由涓涓细流壮大为滔滔江河。先秦时期是传统史学创始和奠基阶段，尽管处于创始之初，这一阶段却取得了两项重要成就，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一，是中国最早的史学经典——《尚书》的产生。相传《尚书》经过孔子的删定。刘知幾则说，“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1]，是说《尚书》的各篇来源于史官所记或追记。这些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其文字虽然古朴质简，有许多甚至佶屈聱牙，但从其记载的规模、历史意识，以至记述方法各项，恰恰以“原典”的形式体现出中国史学的若干根本特点。首先，它开创了中华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传统。这正是《礼记·经解》所概括的：“疏通知远，《书》教也。”[2]“疏通”是指要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是指要追溯远古，记载文明的承续。因此，《尚书》不仅是上古政治文献的汇集，而其更重要的价值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也是我国古代国家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司马迁开创的通史编纂即由此发展而来。其次，在历史观上，《尚书》总结出“以史为鉴”的重要思想，以生动的史实反映了自殷商至西周初年，由迷信天命到认识必须“以史为鉴”、以民心为鉴、得民心才能“得天命”的巨大变化。殷商时期迷信天命，《西伯戡黎》中记载有殷纣王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仍然执迷于天命的典型言论：“我生不有命在天。”[3]而原先强大的殷朝灭亡、弱小的周朝兴起这一历史巨变却深刻教育了周初政治家。他们认识到天命不可信，得民心才能得天命，这就是在《尚书》记载周初史事的各篇中强烈地贯穿于其中的“殷鉴”思想。《酒诰》篇中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4]。殷商因纵乐、虐民而灭亡，难道不是最大的鉴戒吗？《召诰》篇中，召公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5]，郑重地告诫周朝要认真总结夏和殷灭亡的教训。《尚书》中总结的以前代灭亡为教训的思想有重大进步意义，钱穆称此为“周公精神”[6]。“殷鉴”观念影响极其深远，后世司马迁、司马光分别总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7]思想，“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8]，都是对此的直接继承。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强调以历史为镜子，总结治国理政经验教训，恰恰证明《尚书》所总结的“殷鉴”思想所具有的久远生命力。再从编纂方法言，《尚书》创立了记言体，后来编纂成的史学名著《国语》《贞观政要》都明显地受到《尚书》的影响。尤应注意的是，《尚书》已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这在《金縢》《顾命》两篇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是按事件发生、展开、结束为线索。两篇分别围绕武王病重、周公向三王（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之，成王病重，临终嘱托召公等大臣辅佐年幼的康王的线索，记载西周初年的大事。这两篇叙述完整、条理井然，重要的细节也交代得很清楚。完整记述历史事件是著史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创始之初，《尚书》中这种“纪事本末法”的创意对后世影响深远，至南宋袁枢著《通鉴纪事本末》，由此正式产生了“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纪传体并称为三大主要史书体裁。清代章学诚更从理论上阐述了纪事本末法的重要价值，称：“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9]38，并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10]，作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这是《尚书》重要价值的明证，也是中华民族先人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在最早的史学经典的生动体现。
《春秋》是另一部最早史学经典，产生于春秋末年，传统的说法是孔子根据鲁国国史而修成。全书文字极为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记载年史事只用了约1.5万字，但对其价值绝不能低估，因为《春秋》创造了好几项“第一”：一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由此为起点以后逐步发展，到北宋由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二是第一部体现以“史义”为统帅的史书，极重视运用褒贬手法，“别嫌疑，明是非”[7]，“贤贤贱不肖”[7]，表达作者的政治主张，寄托其社会理想。因此《孟子·离娄》篇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1]这个重“义”，影响特别深远，被后世史学名家司马迁、司马光等大大发展。故梁启超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12]当然褒贬的著述方法有局限性，有时评判不当，甚至造成对史实的掩盖或歪曲，但不可否认，史学经世的传统是由《春秋》开创的。三是第一部私人纂修的史著。鲁国国史原本由官府封存于宫禁之地，现在经孔子修成而向社会公开，并由孔子作为教授学生的课程，史学知识由此传播到民间。这一意义极其重大，故章太炎说：“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13]。《春秋》的重要价值还在于，由此产生了分别从史事对它作解释的《左传》，和主要从史义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春秋》和三传合在一起合称“春秋经传”，宛如一个史学家族，其成就堪称中国历史编纂学创始和奠基时期形成的一个高峰。《左传》无论是在记载全中国范围历史，突出春秋史主干，总结大国盛衰历史经验、历史叙事技巧，还是再现重大历史场面和刻画人物，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因而大大推进了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公羊传》阐释《春秋》的史义，归纳为“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具有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后董仲舒推进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世说，何休更发展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历史观。直至晚清，“公羊三世说”成为接受西方近代进化论的思想桥梁。
以上分析证明，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点与对后世的影响联系起来，才能更恰当地认识古代名著所具有的特质和宝贵价值。
二、确立整体观念，提升理论层次，深入总结史学经典所蕴涵的深邃哲理和高度审美价值
中国史学名著是卓越史学思想和体裁运用高度审美价值二者的统一。历史编纂学史本质上也是思想史，史著体现的历史洞察力、布局的安排、史实的剪裁、体裁体例的运用，都是由史家的历史编纂思想所决定的，换言之，编纂特点和成就是编纂思想的外化，尤其是传统史学中杰出的鸿篇巨制。对于这样的杰作，我们进行评论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层次，达到具有哲学家的深邃分析能力和艺术家的鉴赏力，才能恰当地总结其中的智慧、魄力和匠心。譬如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自班彪父子以下，历代学者都大加赞誉，若论评语最为精当者，则应归于清代学者赵翼所言：“创为全史”“信史家之极则”[14]。用今天的话来说，“全史”就是指达到全方位、多层面再现历史，“极则”就是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典范。如说司马迁首创“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做到五体各司其用，而又互相配合补充。做这样的评论固然正确，但似尚未将这位“中国史学之父”的著史神韵表达出来。司马迁的卓越之处，是在观察角度和再现手法上采用了多维历史视野，实现了多角度、立体式著史的目标，这才为后人树立了“著史之极则”。
司马迁创造的五体配合，从史家的历史观察力来分析，是由以往单一的视角，发展为多维视角，构成了宏阔的视野。主要包括三项：一是时间维度；二是人物活动维度；三是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维度。以上三项中，“时间维度”实际包含了事件的发生、演变和结果，二者密不可分，时间是记事的坐标，以时间来标示、联贯事件的发生与始末。《史记》的五体结构是外在的形式，而其实质内涵，则是史家深邃的哲理思考：首先，历史的演变，是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展开的，以年、月、日的先后，将一件件相关的史事组织起来；其次，凸显了历史的创造主体是“人”，是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又各有鲜明的性格特点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了复杂曲折的活剧；最后，制度的沿革和社会生活，也是客观历史演进的重要内涵，与事件、人物活动相结合，构成社会进程的全貌。多维视角是从哲理思考上紧紧把握住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要素，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则是其外在形式，由此来展现历史丰富生动的内容。正是由于《史记》在著史格局上的重大成功，而确立了其著史楷模的地位。提高理论层次来分析，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迁创立“五体结合”著史体系，取得巨大成功的实质，就是运用多维历史视野，是他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15]。这一成功，更加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历史智慧。司马迁多角度、多层面、立体式著史的方法影响极为深远，直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及其后几代学人，都深受启发，探索如何编纂新型的中国通史。
具有极高价值的内容，要有恰当、令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展现，二者相得益彰，达到完美结合，这是事物普遍规律。《史记》正是这样，内容上，史识卓越、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多层面记载客观历史，而在形式上，五体有机结合，组织周密有序，体例严谨，处处运用匠心，因而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
这里以司马迁对七十“列传”的精心安排为例证。纪传体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七十“列传”尤在《史记》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对这一部分的设目、编次、结构安排更是苦心经营。《伯夷列传》居于全部列传之首篇，即大有讲究。写列传必须有人物的活动可以记述，伯夷、叔齐即为商周时期最早的有事迹可以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受到孔子的表彰。还有，司马迁对于流行的说法，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极大的疑惑，对于人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表示无限感慨：“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16]因此，《伯夷列传》被置于首篇，又有作为全部七十“列传”之总序的作用。而以下，从《管晏列传》开始，记述从春秋时期至“今上”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事迹，构成浩繁丰富而又激动人心的篇章。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归纳出司马迁设置列传的主要体例为：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凡是地位重要而又事迹丰富的人物，设立为专传；对于人物事迹互相关联密切或风格相近者，设立合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先记载有重要作为、建立功名的人物活动，然后安排记载边疆民族的传，和记载某一阶层、某一类型人物的类传，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以及《循吏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等。
特别是被置于结尾的《太史公自序》，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更是关于体例的古今罕见的杰作，是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和提升。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讲了司马氏的先世和他本人著史的家学渊源，论述了父亲司马谈的学术思想和临终嘱托，要求司马迁完成他的著史志愿，记载“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7]的功业，这些正是《史记》这部巨著产生的由来。二是高度评价儒家《六经》的地位，表明他尊儒的态度，抒发他继承孔子学说的强烈愿望。三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篇的撰著义旨，并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7]，“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7]。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各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史记》深邃蕴涵的准绳。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这部不朽巨著，其规模、内容、结构、方法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他在本人生命的最后阶段，痛不欲生、精神恍惚，“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17]的情况下，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对《史记》体例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使之成为世代传诵的史家之绝唱。
确立整体观念，能让我们更加认识《史记》是如何较好地达到内容与形式二者的统一，这是其一。其二，这一项，又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继承、重革新、重包容、重和谐的文化基因。对此深入地进行总结，不仅十分有利于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而且能够有效地推进对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认识。
三、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克服片面之见，彰显史学名著的独特光彩
关于“历史主义”，列宁有精辟的论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这同中国学者所主张的“知人论世”、对古代人物和学说予以“同情之了解”，指向完全契合，即：研究古代人物的际遇、思想和著作，必须放在当时当地的环境下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获得真知灼见。否则就会造成评价失当甚至歪曲。对《汉书》的评价即为典型例证。
《史记》与《汉书》本来同为传统史学的楷模，历代学者多马班并举。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的论著出现贬低《汉书》的倾向，人为地将马班对立起来。这些正是离开了当时历史条件，违背“知人论世”原则而造成的误判。实际上，尽管班固有其时代局限，其才华和气魄也不及司马迁，但在总体上，《汉书》却自觉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取得出色成就。《史记》《汉书》是双峰并峙，同是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有力的证据，如：继承了纪传体多角度、多层次记载历史的宏大格局，同时首创“断代为史”，使《史记》著成之后长期只能零篇续作、修修补补而出现的大难题得以解决，《汉书》创立了著史新格局，使得长期连续记载得以实现；“十志”的著成，使典制体得到完善，“十志”中又出色体现了“通古今”的思想，新创的《刑法志》《地理志》《五行志》《艺文志》4篇志对于保证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都有重要作用，《刑法志》揭露刑狱严酷，残害百姓，很有进步意义；具有洞察历史变局的卓识，对于西汉藩国问题、武帝晚年改悔实行政策转变、昭宣中兴局面的出现、西汉晚期的衰亡等重要历史变局都作重点记载并有中肯评论；体例严谨，记述翔实生动，不少篇章堪与《史记》媲美。班固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杰出的成就，也是与东汉初年国力兴盛的时代环境分不开的。
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因此《汉书》列传中的大量成功篇章十分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