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对国学有广博深湛的研究，对《史记》有很深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的研究指出梁启超《要籍题解及其读法》在讲述司马迁的游踪和司马迁的生卒年的问题上吸取了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考证，并非自己的研究。梁启超很早指出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要将《史记》撰成一部诸子书，这是敏锐的眼光。梁启超详细考证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资料来源，但是也有重大遗漏。梁启超认为司马迁是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是沿袭了传统的误解，是不正确的。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的是《今文尚书》，不是《古文尚书》，司马迁没有见到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梁启超对《史记》文学价值的评价没有独到深刻的见解。本文还辩证了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一些错误。
关键词：梁启超史记王国维史料古文尚书
梁启超于年11月17日完成了一部关于重要古文献题解的重要著作《要籍题解及其读法》[2]，其中有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史记》、《荀子》、《左传》、《韩非子》、《左传》《国语》、《诗经》、《楚辞》、《礼记》、《大戴礼记》、《尔雅》等重要古籍的提要和考辨，颇多精辟的卓见，与普通介绍极不相同。书末附录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和《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两篇文献学的文章，对于研究国学的学者也颇有启迪。
“要籍题解”在我国古代称为“序录”或“提要”，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最早的文献学和目录学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上古文献和历史文化极为重要，已经有对某一类著作的纲领性的序录，对后世的文献学研究有重要影响。清代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更是文献学和目录学的巨著，称为我国古典学术的瑰宝，是世界学术史上璀璨的明珠。梁启超早年熟读《四库提要》，对宋代以来的辨伪学也相当熟悉，且曾协助乃师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尤其留心于学术辨伪。因此他的《要籍题解及其读法》有明显的辨伪的学术色彩[3]，展现了梁启超高深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学术批判的眼光，可与《四库提要》相上下，很多地方详赡博雅，已经凌驾于《四库提要》。本文讨论梁启超此书关于《史记》的研究。
梁启超关于《史记》的题解和研究很有特色，有学术性，不仅是一般的提要而已。其值得注意的要点如下：
（一）
在《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中，依据《史记》详细考证出了司马迁所游历的地方，结论称：“吾侪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其考证非常具体详实。大致引证如下：
《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惶，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呐大那，迎河行淮泅，济螺洛渠。西瞻蜀之眠山及离雄，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余里。”《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余适鲁，观仲尼庙堂。”
《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家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莱子弟，与邹鲁殊。”
《信陵君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取为秦筑长城亭障。”《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余视其母家。”
《樊邮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啥、滕公之家。”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玩湘，北涉汉泅，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鄙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乍、昆明。”
以上具体考证司马迁的游历，颇为详明。然而梁启超的这些考实主要是抄袭了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4]，而没有注明参考文献和来源，有些不符合学术规范。
（二）
司马迁“卒年无考，大率在武帝末年。”梁启超关于司马迁的生平主要依据了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5]。王国维考证出，司马迁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公元前年）生，卒年难考。梁启超推测：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大约迁之年与武帝相始终”。此言完全出自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称司马迁死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后来金毓黻《中国史学史》[6]、张大可《司马迁和史记评介》[7]等论著都采取王国维此说。钱穆《司马迁生年考》[8]一文也是采取张守节《史记正义》的观点，考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年，与王国维说同。程金造《史记管窥·从史记三家注商榷司马迁的生年》[9]赞成王国维司马迁出生于前年。
但是李长之《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10]司马迁生于前年。理由是
(1)司马迁说“早失二亲”。如生于前年，则司马谈死时，迁36岁，说不上早。假若生于前年，迁26，才说的过去。
(2)《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其中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敕下，二十余年矣”的话。如生于前年，这一年司马迁53岁，应说待罪辇骰下30余年，“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3)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安国为博士在元光、元朔间。元朔三年是前年，“如果司马迁生千前年，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4)如司马迁生千前年，那么司马迁从元朔五年仕为郎中到元封元年共15年，中间只有奉使巴蜀滇中一事，空白太多，不合情理。
(5)从《自序》“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的口气看，也很像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这也是迁生于建元六年的可靠证据。
(6)司马迁听了司马谈的临终遗嘱，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36岁，还不如说他是26岁，更逼真些。
(7)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后，曾有向挚峻劝进之书，这种少年躁进的态度，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28岁）的人，更适合些。
(8)司马迁在元朔二年郭解被杀前见过郭解，郭解未到过京师，如这一年迁19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
(9)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他17岁更合理。
(10)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么，28岁之说也就应该信认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年无疑了。
应该说以上各证是坚强的，论证超过了后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11]反驳王国维的研究结论，称：“但经过仔细推考，王国维所定的生年是有问题的。司马迁的生年应该还要推迟十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一三五年。”[12]郭沫若此文还推断道：“有人说张守节的‘年四十二岁’说，是总括司马迁的一生只活了四十二岁，我看这是可以成立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四年（公元前九十三年），以后的事迹即无可考见。司马迁可能即死于太始四年尾，那他便只活了四十二岁。”[13]郭沫若此文对王国维的三个证据进行了反驳，并举出了王国维所忽视的一个证据[14]。郭沫若《关于司马迁之死》[15]进一步阐述司马迁死于公元前九十三年，不是公元前86年，卒年42岁，是下狱死的，引证了《西京杂记》、《三国志·王肃传》、《盐铁论·周秦篇》。只是《盐铁论·周秦篇》说的“就刀锯而不见闵”很可能就是指的司马迁下蚕室受腐刑，郭沫若解释为是司马迁第二次下狱，终致被杀，以牵合《西京杂记》的司马迁“下狱死”与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司马迁作《史记》，刑诛”。韩愈的说法当是依据《西京杂记》，未必可信。司马迁是否再次因为有怨言而得罪汉武帝，下狱被杀？这个问题暂时不可做定论。
可惜郭沫若没有见到李长之的论文，李长之所举十证是比较充分的，超过了郭沫若的论证。
（三）
梁启超在《史记著述之旨趣》一节中指出司马迁著书的目的：“《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戴，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侯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着《荀子》、董生着《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梁启超称司马迁写《史记》要成“一家之言”，犹如荀卿着《荀子》，董仲舒着《春秋繁露》，则分明是以《史记》为诸子百家之书，是子书，而不是纯粹的史书。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非常敏锐的，是完全正确的。后来谢贵安《中国史学史》[16]第二章第三节《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命运》三《史记由子书演变为史书的过程》，引述李纪祥的研究，详细论述了《史记》本来是属于子书，东汉以后才被视为史书，尤其是班固《汉书》模仿《史记》的纪传体而撰成一代国史，在魏晋六朝《史记》被当做了纯粹的史书。其实梁启超早已经有了这个观点，可谓先觉。
我们依据谢贵安《中国史学史》99-页，转述将《史记》当做子书的部分材料如下：
1.桓宽《盐铁论·毁学》：“大夫曰：司马子有言‘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出自《史记·货殖列传》。
2.杨雄《法言》两次将《史记》与《淮南子》并列。
3.《汉书·东平思王传》：大将军王凤称“《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则视为纵横家言。
其他如汉明帝对班固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17]“一家之言”就是诸子书。但是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东汉的班固父子已经将《史记》当做是《史书》而不是子书了。《后汉书·班彪传》班彪对司马迁《太史公书》的评论，已经明显将其当做史书看待，不是看作诸子书。其言曰：“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称司马迁是“良史之才”。而且将《太史公书》与《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平列。《汉书·艺文志》将《史记》列入《春秋》类，与《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并列，分明都是当作史书。因此，班彪班固父子已经将《史记》当作史书了，不再作为诸子书看待。《汉书·艺文志》虽然将《史记》列入《春秋》类，但不是经，属于传类。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18]称两汉时代没有把《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称为《史记》，只有到了曹魏的王肃，才把《太史公记》省称为《史记》，即《史记》之名成立于三国时代。这个考证应该是正确的。
（四）
梁启超在《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中依据《史记》内证，考证出《史记》的撰写依据了《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管子》、《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牒》、《秦记》（秦国史记）、《楚辞》、《韩非子》、《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商君书》、《孟子》等等以及司马迁自己的访谈，这是梁启超此文的一大特色，是其它介绍《史记》所不详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19]第五章《史记——史书的出现》、金毓黻的名著《中国史学史》[20]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钱穆《中国史学名着》有讨论《史记》的三篇讲义、谢贵安《中国史学史》[21]第二章第三节《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命运》、白寿彝主编、许殿才着《中国史学史》第二卷[22]第四章《史记：史家之绝唱》、刘节《中国史学史稿》[23]六《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具体考证《史记》的史料来源。远在其后的柴德赓《史籍举要》[24]在讨论《史记的史料来源》虽然列举了四个方面的材料来源，都不出梁启超的范围，且不如梁启超考证具体。可以说，梁启超此文关于《史记》材料来源的具体论述，今天也有学术价值，还没有其他论著可以取代。我们引述其文如下：
《史记》所据之原料，据班彪《略论》，则（一）《左传》，（二）《国语》，（三）《世本》，（四）《战国策》，（五）陆贾《楚汉春秋》。今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三代世表》：“余读谍记，稽其历谱。”《十二诸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着诸所闻兴坏之端。”《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卫康叔也家》：“余读世家言。”《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攘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商鞍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郑》。”《哪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儒林列传》：“余读功令。”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谍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着其所亲见闻者如下：《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赵世家》：“吾闻冯王孙。”《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樊哪绛滕列传》：“余与他广游，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冯唐传》：“唐子遂与余善。”《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李将军列传》：“余观李将军，俊俊如鄙人。”《卫将军漂骑列传》：“苏建语余曰。”《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另外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这条为梁启超所漏辑。
但是梁启超此文并非完璧无暇，因为我认为对《史记》史料的来源有一个重大的遗漏，这是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的问题。考《太平御览》卷引《汉旧仪》：“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25]则司马迁曾经遍游天下求取诸侯史记。据我考证这些诸侯史记在《史记》中有明确的反映，可惜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皆未能详细考证，我考证部分史料如下：
我们从《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的“太史公曰”看出，《十二诸侯年表》这个体例是模仿了春秋以前就有的“谱牒”这种体裁。可知，有长久文化传统的“谱牒”是用“表”的形式写成的。《史记》的《六国年表》也是沿袭了“谱牒”的传统形式。我从二者中发变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带有“我”字的记载，本文予以大致的考证排比。先考《十二诸侯年表》中带有“我”字的史料如下[26]：
1、页宋殇公二年：郑伐我，我伐郑。
2、页宋殇公七年：诸侯败我。我师与卫人伐郑。
3、页郑厉公三年：诸侯伐我，报宋故。
4、页鲁庄公十年：齐伐我，为纠故。
5、页曹庄公二十四年：诸侯伐我。
6、页燕庄公十七年：郑执我仲父。
7、页卫懿公八年：翟伐我。公好鹤，灭我国。国怨惠公乱，灭其后，更立黔牟弟。
8、页楚成王十六年：齐伐我至陉，使屈完盟。
9、页卫文公二年：齐桓公率诸侯，为我城楚丘。
10、页蔡穆侯十八年：以女故，齐伐我。
11、页鲁僖公九年：齐率我伐晋乱，至高梁还。
12、页周襄王三年：戎伐我，太叔带召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
13、页晋惠公四年：饥请粟，秦与我。
14、页宋襄公七年：陨五石，六鹢退飞过我都。（对应《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年表》取材于宋国史记原文，《左传》据宋国史记改写）
15、页郑文公三十五年：君如楚，宋伐我。
16、页宋成公四年：楚伐我，我告急于晋。
同页楚成王三十九年“使子玉伐宋”。楚国的史记与宋国的史记同记一事，立场不同。
17、页宋成公五年：晋救我，楚兵去。
18、页卫成公三年：晋伐我，取五鹿。公出奔，立公子瑕。会晋朝，复归晋。（对应《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可见《左传》的记载远远比卫国史记要详细，且《左传》无“我”字。《十二诸侯年表》乃是取材于卫国史记，而不是《左传》）。
19、页曹共公二十一年：晋伐我，执公，复归之。
20、页秦穆公三十三年：袭郑，晋败我殽。
21、页齐昭公五年：狄侵我。
22、页郑文公四十三年：秦晋围我，以晋故。
23、页郑穆公元年：秦袭我，弦高诈之。
24、页卫成公九年：晋伐我，我伐晋。
25、页秦穆公三十五年：伐晋报殽，败我于汪。
26、页晋襄公二年：伐卫，卫伐我。
27、页晋襄公三年：秦报我殽，败于汪[27]。
25与27是秦晋两国史记记载同一事，晋国史记无“伐”字，足见出于晋国史官之手。
28、页晋襄公四年：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29、页秦穆公三十七年：晋伐我，围邧新城。
30、页楚穆王二年：晋伐我。
31、页晋灵公二年：秦伐我，取武城，报令狐之战。
32、页晋灵公四年：伐秦，拔少梁。秦取我北征。
33、页郑穆公九年：楚伐我。
34、页晋灵公六年：秦取我羁马，与秦战河曲，秦师遁。
35、页秦康公六年：伐晋取羁马，怒与我大战河曲。
34与35记载同一件事，晋国的史记有“秦师遁”，秦国史记无此文。
以上仅为部分诸侯史记，属于举例性质，我另有撰文明细考证[28]。我将以上材料与《左传》、《国语》对照，并无精密对应，可以判断这些都是司马迁所见到的列国自己的史记，是秦始皇烧书的漏网之鱼。而且依据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29]，秦始皇焚书只是焚烧所藏的《诗》《书》，秦博士所藏的古籍文献并没有焚烧，先秦的很多古文献在汉代依然能够流传。《新学伪经考》颇多妄谈，此说却真实不虚。从此可以看出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史记其实非常简略，并无详细的描述。更考《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被赵穿杀于桃园，而晋国史官董狐直笔记载此事曰：“赵盾弑其君。”可见晋国的史记非常简略，没有记述“赵盾弑其君”的详细原委。《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齐国的史记也非常简略。这些春秋的史记与《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体裁非常近似，可以说这样的简略记载才是西周以来的史记传统，直到《左传》才创造出新的体裁，为史学开辟了新天地[30]。
《左传·桓公二年》：“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这是周内史听到后说的话，他本人并没有记载进入史记，是《左传》采入了。如果没有《左传》，春秋时代的历史根本无法建立。《左传》详细地记言又记事，这是其新创的独特的史记文体，在《左传》以前，完全没有这样的史记体裁。
考《左传》凡言“伐我”，如果不是出现在对话中，“我”都是鲁国。“伐我”等带“我”字的话都是鲁国史记原文，非左丘明的语言。因此，《十二诸侯年表》中凡是称“我”的地方都是各国史记的原文，司马迁照档案原文直录，并非司马迁的语言。我们根据这些证据，可以判断司马迁撰写《史记》时，见到过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史记，不仅仅是《左传》。
以上的考证是前辈学者没有做过的研究，本文的这项研究可以弥补梁启超关于《史记》取材来源考证的不足。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31]详细考辨了《史记》所引典籍的版本和文献学的问题，很有参考价值，没有涉及本文所举各例。
（五）
梁启超依据《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又受业孔安国治《尚书》，闻《春秋》于董仲舒。似乎认为司马迁学《尚书》是依据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这其实是误解。司马迁《史记》所依据的《尚书》并不是《古文尚书》，而是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清朝大儒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臧琳《经义杂记》、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都坚信《史记》所依据的是《今文尚书》，不是《古文尚书》，这是正确的。孔安国所作的《古文尚书传》是在家流传，没有立于学官，在两汉不显于学术界。《古文尚书》虽然一直在流传，但是孔安国在整理好《古文尚书》上奏朝廷时，很可能司马迁的《史记》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没有来得及参考《古文尚书》。王达津《读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后》[32]称：“（司马迁）定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则可以较确切的考订出太史公问故于孔安国的年代。太史公很可能在元狩六年前后见到孔安国，太史公时年在19岁前后，是极为合理的，因为元鼎元年太史公即开始漫游了。有以上二十南游及何时从孔安国问故之时代明证，当足佐证郭先生之说为不可移了。”则是以司马迁在19岁前后向孔安国学《尚书》，这时候《古文尚书》根本还没有从孔壁中发现。具体详明考论如下：
清代《尚书》学者很多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引述的《尚书》是今文《尚书》，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臧琳《经义杂记》、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33]。皮锡瑞书将《尚书》与《史记》的相关部分予以详细的对照，认为《史记》是取材于今文《尚书》。皮锡瑞《经学通论》[34]二《书经》第37条《论伏传之后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考证《史记》是依据《今文尚书》，颇为详实，可为定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司马迁传》没有提到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之事。古文献中的《古文尚书》的传授源流也没有提到孔安国将《古文尚书》传与司马迁。但是《汉书·儒林传》称：“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但是《汉书》这里提到的各篇《尚书》都是今文《尚书》，没有一篇是《古文尚书》。班固称《史记》多取古文说，未必如此。皮锡瑞《经学通论》[35]二《书经》第37条《论伏传之后史记为最早，史记引书多同今文》，不当据为古文》考证《史记》是依据《今文尚书》反驳班固之说，称：“其言亦无确证。”皮锡瑞是对的。
司马迁从孔安国问学，只是学了今文《尚书》。因为发现《古文尚书》是汉武帝末年的事情。考《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发现《古文尚书》后，孔安国还要整理一段时间，而且将先秦古文改写为隶古定，一起上奏朝廷，其《古文尚书传》留在自己家中，没有立于学官，只是私相传授，却并没有传给司马迁。而且那是汉武帝末年，司马迁的《史记》应该已经完成了。《史记》写汉武帝的《本纪》，称为《今上本纪》，则《史记》应该是汉武帝在位时期已经完成。如果是完成于汉昭帝朝，则应该称为《孝武本纪》。当《古文尚书》发现时，《史记》很可能都已经完成了。因此，《史记》取材没有涉及到《古文尚书》，司马迁也不知道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
《史记·孔子世家》：“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36]据此称：“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然安国既云‘蚤卒’，则其出为临淮太守，亦当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王国维的这个推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汉书·艺文志》很清晰记载发现《古文尚书》是在汉武帝末年，司马迁二十岁向孔安国学习《尚书》，这个《尚书》一定是今文《尚书》，当时《古文尚书》还没有发现。王国维此文还推断孔安国死于汉武帝初叶，这也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孔安国整理研究了汉武帝末年才发现的《古文尚书》，怎么可能死于汉武帝初叶？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37]专门与商榷王国维，但是对王国维关于孔安国的年代问题却表示赞同，本文不能苟同。
我们有坚强的证据表明《史记》与《古文尚书》无关，司马迁没有见过《古文尚书》。
1.考《史记·殷本纪》关于武丁和傅说的记载，完全是取材于《今文尚书》的《高宗肜日》、《国语·楚语》、《孟子·告子》，一字没有涉及到今本《说命》中傅说的格言，也没有涉及到清华简的《傅说之命》，即司马迁没有看到过今本《说命》和清华简系统的《傅说之命》。因此，《史记》所取材的《尚书》是《今文尚书》，不是《古文尚书》。
2.《史记·殷本纪》引述《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如果今本《古文尚书·汤诰》是伪造的，那么必定会依据《史记》此文来伪造，否则会贻人口实。但是今本《古文尚书·汤诰》与《史记》所载《汤诰》毫无关系，判然有别。这反而证明今本《古文尚书·汤诰》一定是真实的古本，不可能是魏晋人伪造的。观今本《汤诰》文辞古雅，意蕴奥博，绝非魏晋人所能伪造[38]。
马士远《两汉尚书学研究》[39]第一遍《西汉尚书学研究》第六章《司马迁尚书学研究》称《史记》是今古文兼采，用了“古文说”，且列举了几个《史记》采用《古文尚书》文字的例子。我们认为此书对今文经和古文经文字的判断过于粗疏，轻下断语，不懂文字变迁，不能轻信。反驳如下：
1.《尚书·尧典》：“肇十有二州。”《尚书大传》“肇”作“兆”。《五帝本纪》作“肇”。马士远判断：今文经作“兆”，古文经作“肇”，《史记》作“肇”，与古文经相合，因此，《史记》采用了古文经的文字“肇”。我们认为这个判断毫无道理。因为《尧典》是公认的今文经，不是古文经，《史记》采取《尧典》的文字怎么成了采用古文经的文字了？《尚书大传》作“兆”，是伏生用汉代的通行字代替《尚书》的字形，带有解释的性质，是经学家惯用方法，并不是忠实照录经典原字。因此，不能据此判断作“肇”是古文经用字，作“兆”是今文经用字。
2.《尚书·洪范》是今文经作“眚”，《史记·宋微子世家》也作“眚”，由于《洪范》是今文经，这明明是今文经用“眚”字，不是古文经。马致远称作“眚”是古文经，作认为东汉石经《易经》作“省”是今文经，这个判断没有根据。从“眚”到“省”只是西汉隶书和东汉隶书的不同，不是古文经和今文经的不同，都是今文经，今文经自身的字形也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很多字是今古文经通用的。
3.《尚书·无逸》：“高宗之享国。”《史记·鲁周公世家》也作“享”字。汉石经“享”作“飨”。马士远称作“享”是古文经，作“飨”是今文经。这是不可信的。因为《无逸》本身是今文经。“飨”字是“飨”的异体字，也出现于古文经如《毛诗》、《周礼》、《左传》，也出现于今文经如《礼记》、《孟子》、《公羊传》、《谷梁传》，是今古文经的通用字。
4.《尚书·无逸》：“惠鲜鳏寡。”《史记·鲁周公世家》作“不侮鳏寡。”汉石经“鳏”作“矜”。马致远称“鳏”是古文经，“矜”是今文经。这实在不可信。《无逸》是今文经，不是古文经。“鳏”是今古文经通用的字，《毛诗》、《左传》都用“鳏”。作为用作“鳏”的通假字的“矜”常常出现于古文经的《毛诗》。考《毛诗·小雅·何草不黄》：“何人不矜。”郑笺：“无妻曰矜。”《毛诗·小雅·鸿雁》：“至于矜寡。”《释文》：“老无妻曰矜。”类例很多，不能说作“矜”是今文经的用字。“鳏”字也出现于今文经的《孟子》。
以上是马士远举证的四个例子，都是从今文《尚书》中来的，并没有从《古文尚书》中找出精确的例证，因此《史记》取材于《古文尚书》的观点是站不住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40]称司马迁从孔安国学《尚书》，《史记》应该是依据《古文尚书》，这实在是未经考证；章太炎《太史公古文尚书说》[41]主张司马迁所取材的《尚书》是《古文尚书》，举证二十例，考证粗疏，强词夺理，皆不可信。既然司马迁没有见过《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那么他的古文说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无从知晓，也许是班固推测之言。
进一步考察，发现马士远此书这里所举的例证都是从程元敏《尚书学史》[42]拾叁《汉尚书学（乙之上）》二《司马迁之尚书学》转引而来，而且判断的依据也是从程元敏此书来的，马士远在这里没有具体注明材料来源，很不应该。程元敏《尚书学史》主张司马迁兼采今古文《尚书》。这应该是错误的，司马迁没有见过《古文尚书》，段玉裁、臧琳、皮锡瑞的观点是对的。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采取段玉裁、皮锡瑞的观点，是有理由的。
还有证据表明《史记》没有参考引述过孔安国《古文尚书传》。考论如下：
1.《五帝本纪》：“能明驯德。”《索隐》：“《史记》‘驯’字徐广皆读曰训。训，顺也。言圣德能顺人也。案：《尚书》作“俊德”，孔安国云“能明用俊德之士”，与此文意别也。”司马迁释为“驯”，孔安国释为“俊”，二者不同。
2.《五帝本纪》：“便程南为。”《集解》孔安国曰：“为，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索隐》：“为，依字读。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读为‘讹’字，虽则训化，解释亦甚纡回也。”考《尚书·尧典》：“平秩南讹。”《周礼·冯相氏》郑注引作“伪”，黄善夫本《史记》作“譌”，唐本《史记》作“为”。黄善夫本当是依据《史记索隐》改“为”作“譌”。则孔安国《传》读《尚书》的“讹”为“譌”，释为“化”。《史记》训作“为”，二者不合。
3.《五帝本纪》：“尧使舜入山林川泽。”考《尧典》：“纳于大麓。”《索隐》：《尚书》云“纳于大麓”，《谷梁传》云“林属于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训録，言令舜大录万几之政，与此不同。笔者按，唐朝学者司马贞已经明确认为孔传与《史记》对《尚书》的解释不同。《史记》读“麓”为“山林”，孔传读“麓”为“録”。而且王肃注与孔安国同。
4.《五帝本纪》：“黎民始饥。”《集解》：徐广曰：“《今文尚书》作‘祖饥’。祖，始也。”《索隐》：古文作“阻饥”。孔氏以为阻，难也。祖、阻声相近，未知谁得？则《史记》的“始”是依据《今文尚书》的“祖”作的训诂，《古文尚书》作“阻”，孔传训为“难”。《史记》明显与《今文尚书》合，与孔安国《古文尚书传》不合。
5.《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索隐》：《尚书》云“文命敷于四海”，孔安国云“外布文德教命”，不云是禹名。太史公皆以放勋、重华、文命为尧、舜、禹之名，未必为得。孔又云“虞氏，舜名”，则尧、禹、汤皆名矣。盖古者帝王之号皆以名，后代因其行，追而为谥。其实禹是名。故张晏云“少昊已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已来，天下之号因其名。”笔者按，《史记索隐》已经明称司马迁与孔安国的解释不合。《史记》以“文命”是夏禹之名，孔安国以为是夏禹之德。《索隐》赞成孔安国之说，不取司马迁的解释。
6.《夏本纪》：“至于衡漳。”本於《尚书·禹贡》：“至于衡漳。”《集解》孔安国曰：“漳水横流。”《索隐》案：孔注以衡为横，非。王肃云“衡，漳，二水名。”孔安国传应该搞错了，王肃是对的。《史记》直录《尚书》原文，不加诠释，分明是“衡”为水名，与漳水并列，因此《史记》与孔安国传不合。
7.《殷本纪》：“伊尹名阿衡。”《索隐》：《孙子兵书》：“伊尹名挚。”孔安国亦曰“伊挚”。然解者以阿衡为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书》曰“惟嗣王弗惠于阿衡”，亦曰保衡，皆伊尹之官号，非名也。笔者按，《孙子兵法》和孔传都以伊尹之姓名为“伊挚”，“阿衡”是官名或尊号，并非人名，《史记》以为是伊尹之名，《索隐》也不赞成。可知《史记》与孔传不合。
8.《鲁周公世家》：“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索隐》：据《尚书》，武王崩后有此雷风之异。今此言周公卒后更有暴风之变，始开金縢之书，当不然也。盖由史迁不见《古文尚书》，故说乖误。”司马贞明称“史迁不见《古文尚书》”，这条材料往往被学者所忽略，其实是完全正确的，可见小司马学术精湛。
9.《夏本纪》：“荥播既都。”《索隐》：“《古文尚书》作‘荥波’，此及今文并云‘荥播’。播是水播溢之义，荥是泽名。”笔者按，《史记》与《今文尚书》都作“播”，而《古文尚书》作“波”，可证《史记》与《今文尚书》相合，与《古文尚书》不合。
10.《史记·殷本纪》对商汤的左相仲虺的叙述是：“汤归至于泰卷陶，作《中之诰》。”《集解》：“孔安国曰：“仲虺，汤左相奚仲之后。”则《史记》作“中”，《古文尚书》和孔传作“仲虺”，二者人名的用字大不相同。今本《古文尚书》作《仲虺之诰》。可见司马迁不是依据《古文尚书》，没有见过孔传。
以上各证表明《史记》没有参考利用过孔安国《古文尚书传》，所依据的是《今文尚书》。有个别情况需要辨别。《夏本纪》：“大野既都。”考《尚书·禹贡》：“大野既豬。”《集解》引孔安国曰：“水所停曰都。”豬俗字作瀦。则《史记》与孔传皆读“豬”为“都”。二者相合并非司马迁采用了孔安国的解释，而是汉代的训诂本来如此，《礼记·檀弓下》郑玄注也读“豬”为“都”。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於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见。”后文明称“武帝”，前面的“景帝”学者多以为是“武帝”之讹[43]，否则前后文不能协调。不能据此以为《古文尚书》发现于汉景帝时期。况且《论衡·案书》：“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正作“孝武皇帝”。《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是最精确的，不可置疑。
（七）
王充《论衡·案书》：“太史公，汉之通人也。”《论衡·定贤》：“若太史公及刘子政之徒，有主领书记之职，则有博览通达之名矣。”《论衡》引述《史记》很多，推崇备至。如何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梁启超关于《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的价值似乎没有独到的见解，也没有详细的考论。他主要列举了四点评价：
1.以人物为中心。2.历史之整个的观念。3.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4.叙述之扼要而美妙。
这四点当然是《史记》的价值，但实在未能综合《史记》的史学和文学的成就，尤其没有提到从前学者公认的优点和缺点。例如《后汉书·班彪传》对《史记》的评价极为精彩：“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
班彪的这一段对《史记》的评论有如下要点：1.批评《史记》颇有遗漏，并不完备，从经传百家取材，比较分散零碎，不如经传百家之言的原文那样详尽完整。2.“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取材不精，贪多务博，缺少剪裁。3.《史记》所发表的司马迁的议论“浅而不笃”，不够深刻，不合圣道。4.《史记》的价值观有严重错误。主要表现为三点：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其价值观不同于儒家的圣人，而是尊崇黄老思想。5.《史记》的主要价值是“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司马迁可称“良史”。6.其历史学价值巨大，可以据此了解历史，“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7.《史记》书写的调理有些不合理，例如将项羽列入本纪，陈胜列入世家，都不符合其自身条例。还有的叙述没有遵从一定的章法，也是缺点。8.班彪认为《史记》工程巨大，以司马迁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巨著，非常可贵，“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虽然有些缺点，也可以理解。这些评论可称要言不烦，颇为精审。只是班彪完全站在东汉儒家经学昌盛时代来批评司马迁的价值观，这是不完全可取的，因为司马迁父子的年代黄老思想的影响很大，在汉武帝时代也有也有其势力，司马迁的价值观不完全符合儒学圣人，这正是其可贵之处。
《文心雕龙·史传》评论《史记》：“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叔皮就是班彪。这四点评论是基于班彪的评价，也很中肯。前两点是表扬，后两点是批评。《文心雕龙》指出《史记》的体裁比《左传》有很大的进步：“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文心雕龙》特别反对《史记》设立《吕太后本纪》，认为女人不能享有皇帝的规格：“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刘勰鉴于历史上的红颜祸国的教训，反对为皇太后设立本纪。
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对《史记》也有很多评论，有褒有贬。古代的史评对《史记》都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没有只说好话、尽是褒美的。梁启超对《史记》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全是赞美，没有学术性的批评，而且其赞美也不是很全面精到，并不比前人更深刻和专业。因此，这一部分的研究是比较贫弱的。另外，梁启超说《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这也不全对。《史记》的《本纪》和《世家》都是人物传记和编年的结合，本纪则完全是编年性质。年表也是编年文献。八书更是专论，是《史记》的重要内容，与人物传记毫不相干。因此《史记》体例完美，成为正史的开山巨著，是当之无愧的。至于《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是否全为真实的事实？这是要做具体分析的，钱钟书《管锥编》[44]（一）《史记会注考证》卷讨论了若干例子。李长之《司马迁在文艺批评上的贡献》和《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45]两文讨论《史记》文学和文学批评比较详细，可以参考，不再赘述。
我们介绍韩兆琦等《史记通论·史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46]一节对《史记》文学的一个评价:《史记》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较大，散文、小说、戏曲等各个方面都有《史记》的影响。《史记》既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正式开端，又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最卓绝的代表。它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和传纪体的散文与小说确定了规模，树立了样板，对它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直接的是散文。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散文家，他们都十分推崇司马迁，十分爱好《史记》。三苏注意学习《史记》吸取其营养。在唐宋八大家的倡导和影响下，《史记》对唐宋时代文学影响很大，对后世也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对小说的影响方面，《史记》对唐传奇及其他小说的影响有四点：(1)《史记》人物传记的组织结构和它写人物事件的方法，为后代的小说创作所仿效、所继承。(2)《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常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模拟。(3)《史记》的语言影响着后世的文言小说。(4)《史记》记事时间长，所记事件多，是后世小说戏曲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史记》对后代戏曲也有很大影响：《史记》中许多惊天动地，气势宏阔的事件，为后世戏典创作提供了大量题材。而且，由于《史记》中许多素材成为戏曲，流传很广，乃至到国外，又扩大了《史记》的影响。
钱钟书《谈艺录》[47]四称：“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言简而意精，指出司马迁《史记》的文学成就高出司马相如的汉赋。
（八）
梁启超关于《史记》的研究还有关于今本《史记》中不是司马迁写作的部分的考证，这些研究体现了梁启超学术辨伪的功力，是学术性非常强的研究，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但是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此予以专门讨论，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意疏忽了这些研究。当然，梁启超的关于《史记》辨伪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独创，也是广泛吸纳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梁启超进行了整合与综述。
总结本文的研究，梁启超关于《史记》的研究，既有其学术贡献，至今有参考价值，也有其不足和疏漏，总的来说，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缅怀先贤，我们只有合掌赞叹！
[1]庞光华，年-，北京大学汉语史博士，现为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汉语史、音韵学、训诂学、古文献学、古代文化史、神话学等。参考文献随文出注，文末不详列。
[2]收入汤志钧、汤泽仁编《梁启超全集》第1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又见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演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3]遗憾的是由于篇幅和主旨所限，本文没有讨论梁启超的辨伪学。
[4]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一。《观堂集林》初版于年，梁启超此文写于年。梁启超熟悉《观堂集林》。
[5]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一，见《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年。《梁启超全集》卷十六《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页误引书名为《太史公系年考略》。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演录二种》17页误引同（且陈书将“景帝中五年”误引为“景帝中元五年”）。
[6]商务印书馆，年版。
[7]收入张大可等主编《史记研究集成》第十五卷，商务印书馆，年。原载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之《序论》，三秦出版社，年版。又见张大可《史记研究·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
[8]收入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三联书店，年版。此文作于年。
[9]陕西人民出版社，年版。
[10]见李长之《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载《中国文学》1卷2期，年5月。
[11]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年。页。此文写于年。
[12]王达津《读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后》（见《历史研究》年第3期）明确表态支持郭沫若的观点：“定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则可以较确切的考订出太史公问故于孔安国的年代。太史公很可能在元狩六年前后见到孔安国，太史公时年在19岁前后，是极为合理的，因为元鼎元年太史公即开始漫游了。有以上二十南游及何时从孔安国问故之时代明证，当足佐证郭先生之说为不可移了。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太史公生于建元六年（前年），死于太始四年（前93年），并可以证明《索隐》、《正义》都没有错误，也并不矛盾，仅仅《正义》所说42岁为记完整年龄而非虚岁而已。”李伯勋《司马迁生卒年考辨一—驳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见《兰州大学学报》年第1期。笔者按，应该是《太史公行年考》，李伯勋所引书名有误）也明确支持郭沫若的司马迁生于公元年之说。陆永品《司马迁研究·太史公行年考辨》（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称：“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王国维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郭老的说法倒是符合历史史实的。”赵光贤《司马迁生年考辨》（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年第3期；后收入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列举三证称：“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应该成为定论。”也是支持郭沫若之说。袁传璋《司马迁生千武帝建元六年新证》（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年增刊）：“按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称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据此上推二十八年，则当生千武帝建元六年（前年），正在据史公自叙推定的生年范围之内。”同于郭沫若之说。赵生群《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见《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年第4期）认为，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文表明：司马迁的生年应该是武帝建元六年而不是景帝中元五年。同于郭沫若。应该说，建国后的学术界的观点是压倒性地赞同郭沫若，不同于王国维。其实，论证最充分的是年的李长之的论文，后来学者都没有提到。李长之本人对此似乎愤愤不平，而且他说有人抄袭了他的此文。李长之《司马迁传题记及目录》（收入伍杰、王鸿雁编《李长之书评》肆，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称：“不能不提及的是关于司马迁的生年，我在一九四四年曾考订是公元前一三五年，后来我也有些动摇了，可是由于惊人的抄袭家刘际铨把我的旧作整篇称上自己的名字刊载在《历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六期上了，我佩服他的胆量，也悲哀自己的劳动无人过问。”
[13]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史学论集》页。
[14]司马迁《报任安书》：“今仆不幸早失双亲。”王国维推定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36岁，郭沫若说36岁不能说是“早失双亲”。如果这时司马迁是26岁，那就可以是“早失双亲”。
[15]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年。-页。此文写于年。
[16]武汉大学出版社，年。
[17]见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页，江苏教育出版社，年。
[18]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一，见《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年。《梁启超全集》卷十六《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页误引书名为《太史公系年考略》。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演录二种》17页误引同（且陈书将“景帝中五年”误引为“景帝中元五年”）。
[19]马彪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20]商务印书馆，年版。
[21]武汉大学出版社，年。
[22]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23]商务印书馆，年。
[24]北京出版社，年版。此书是柴德赓先生遗著，写成于六十年代，初版于年。
[25]《西京杂记》卷六文略同。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全集》卷十六页）对“年十三”有所考证，或为“年二十”。
[26]所依据的《史记》版本和页码是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杨海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贰册。
[27]笔者按：原文作“于”，不是“於”。
[28]参看庞光华《论司马迁所见春秋战国的列国史记》（待刊）。
[29]见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
[30]刘师培《左盦集》卷二《古春秋记事成法考》（见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第九册，广陵书社，年。-页）依据《墨子·明鬼篇》，称：“原（原文误为“爰”，径改）始要终，本末悉昭，则记事以详为尚矣。”刘申叔先生的这个观点似乎证据不充分。
[31]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32]见《历史研究》年第3期。
[33]中华书局点校本，年版。
[34]周春健校注，华夏出版社，年
[35]周春健校注，華夏出版社，年。93頁。
[36]收入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一，见《王国维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年。页。
[37]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年。页。此文写于年。
[38]参看庞光华《尚书新证》（待刊），其中详细论证今本《古文尚书·汤诰》非伪书。
[3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
[40]中华书局点校本，年版。陈抗等点校。
[41]收入《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
[4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虽然马士远书是出版于年，但是程元敏书是最早于年在台湾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华东师范大学版并不是初版。因此，马士远此书肯定参考取材于程元敏《尚书学史》。在马士远书末的参考文献中也列出了程元敏《尚书学史》，但在文中没有注明。
[43]参看张宗祥《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刘盼遂《论衡校笺》（收入《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页。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年。页引刘盼遂说。
[44]三联书店，年版。
[45]收入伍杰、王鸿雁编《李长之书评》肆，河北教育出版社，年。
[4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47]三联书店，年。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