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史官，负责搜集整理前朝历史和记载当下发生的大事。一提到史官，人们马上想起的就是司马迁，并且把史官直接和编修史书联系在一起。根据考古研究发现，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史官，被称为“贞人”、“史”或者“大史”。这一时期史官的主要工作是进行占卜预测，传达上天的意图。到了先秦时期，史和巫两种职务常常相提并论，就是因为延续了殷商时期的习惯，赋予史官某种神职色彩。
从殷商到春秋早期，史官的主要责任和编修历史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主要负责占卜和祭祀。在这个阶段，史官的地位很高，他们被认为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使者，即便是部落首领、国君大王也要对他们毕恭毕敬。传说中商朝的开国功勋伊尹就是一名史官，他辅佐商汤灭了夏桀。有些时候，史官甚至可以担任军队将领，出兵打仗。
西周时期，对史官的工作进行了划分，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史官的权力。从史官中划分出太祝负责祭祀事宜，太卜负责占卜预测，内史负责记录周天子的言行，御史负责掌管国家档案，太史负责历法修订和记载国家大事。这样的划分标准仅仅存留在礼仪制度上，到了各个诸侯国就没有这么细致的划分了。总体而言，史官的权力依然很大。
在早期，由于史官被认为是“神的使者”，亡国之时，史官会带着各种典籍投奔新的王朝，继续从事他们工作。夏朝和商朝的史官就是这么做的，这种服从上天的意志，不臣服于君主的特性让他们记录的文字更加真实。史官的行为准则“君举必书，书法不隐”就是从那时流传下来的。春秋乱世，发生了一件大事，齐国崔杼杀死了君主，史官如实记录下“崔杼弑其君”，结果被害。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这样写，又被杀害。直到第四任史官还这样写，崔杼没了办法，只能认可这个结果。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强调皇帝的权力最大，这个时候，史官的工作范围越来越狭窄，他们的权力也被慢慢剥夺。所以秦朝的历史还要去看司马迁写的《史记》，很难从秦人的著述中一探究竟。汉代的各种律法制度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规矩，传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封禅的时候竟然不能随行记录，对于史官而言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身边发生的大事竟然没有第一手资料，司马谈越想越郁闷，最终生病故去。
到了三国时期，史官基本上已经变得名存实亡了。魏明帝曹叡设立著作郎的官职，专门记载朝中大事。这个时候，所谓的“君举必书”已经成了一句空谈，著作郎记载什么都要看皇帝的眼色。著作郎的官职延续到了晋代，写《三国志》的陈寿就是著作郎。
到了隋唐时期，朝廷设立了史馆，专门负责修史，历经元代统治之后，史馆也不复存在，明清两代改为翰林院修史。唯一没变的就是，这些活动都要在皇帝的允许下才能开展。纵观史官的变化就能发现，在古代社会中皇帝一言九鼎，想要把一切都掌握在手中，有的时候即便是正史，遇到记叙封建帝王的地方也会美化加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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