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历史。在没有文字以前，人们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是口耳相传的历史。当数千年前，人们创造了文字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也随之诞生。
俗话说的好，读史使人明智，读史也令人明鉴。我们看“史”字的原形，就像一只手拿着简册的样子。过后，就有了右史记事，左史记言的分工。所谓的记事、记言，其实是很难截然分开的。
如果从古代史书体裁的分类上，一定要划分的话，现存的甲骨文和青铜器上的铭文，基本上属于记事，而像《尚书》和《国语》，则基本上属于记言。
中国古代传世最早的一部史书，是夫子整理修定的《春秋》，这也是私人修史的开始。此后，战国时代有了《战国策》、《左传》、《国语》等私修史书。
到了汉代，司马迁撰《史记》，班固撰《汉书》，这都属私人修史范畴，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隋唐两代。
从历史留传下来的第一部史书起，史书的核心就是为后世作为借鉴而存在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通古鉴今”。
譬如，汉代司马迁父子二人撰《史记》的宗旨，就十分明确，“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总之一句话，探寻研究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为当下现实服务。而且，不仅私人修史目的是这样，就连官方修史也同样如此。
早在公元前年，也就是距今2年前的西周，周天子就一再分析总结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周本来是一个小邦，竟然灭了当时是大邑的“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亡者因什么而亡，兴者因什么而兴。
唐太宗早期就通过借鉴历史，知道国家治乱兴衰的道理。所以，他派遣大臣宰相亲自监修史书，以总结历代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成为一代明主，开创大唐盛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编举个小例子，来证明历代君主对史鉴的重视。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动手打了一个下属，他自恃是皇帝，无人能奈何于他。但被打的属下竟从容地说：我虽告不了陛下，但史官却可以记录陛下的行为。宋太祖听后，马上给被打的属下赔礼，赏赐了许多金箔。这说明宋太祖担心，青史之上留下恶名。
在今天留下的成千上万没有间断的史书记载中，仅一部二十四史，就有卷，多万字。它囊括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朝灭亡，长达多年的历史，被历代王朝冠以“正史”。
另外，大雅里边有一篇《荡》中有记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意是说殷为什么会亡，被我所取代，我的镜子就在夏代。这恐怕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以史为鉴”的实例。
从这以后，中国的《春秋》、《史记》、《汉书》，到清代修定的《明史》，直到民国20世纪20年代的《清史稿》。这里边主要的核心都是讲“以史为鉴”，正如司马光曾讲“善可为法，恶可为鉴”。
《史记》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正史”，它的作者是汉代的司马迁。司马迁一生坎坷，10岁就随父进入长安。20岁时又遍游祖国各地，考察民俗、民情。38岁任太史令，有机会阅读宫廷收藏的历史文献。从而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编写一部史书。
不料，一次意外的灭顶之灾，给他编撰史书的工作，带来了无限的曲折。因为，他替兵败的李陵辩解，而惹恼了汉武帝。于是，他惨遭宫刑，被下了大狱。
小编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宫刑”：
“宫刑”是古代一种仅次于杀头的重刑，也就是阉割之刑，人们俗称“太监”。不仅使受刑人身体不全，断绝生育，而且，还有极大的污辱性。
出狱后的司马迁，被任命为宦官担任的“中书令”。面对侮辱先人，乡党耻笑，无面目于父母丘墓的悲惨处境，他以高度的责任感，惊人的毅力和忍耐，处“极刑而无愠色”，以毕生精力完成了全书的编纂。
《史记》是司马迁用自己的人格和生命，为后人留下的一部不朽之作。全书篇，52万字。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汉武帝时期，余年的史实，被公认为是中国通史的开山之祖。
虽为通史，但《史记》关于汉代的记载超过半数，后人从中不仅看到的是珍贵史料，尤为可贵的是他给人们，留下的科学认真的态度和求实存真的精神。
他深知“以史鉴今”的分量，为了使后人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他敢于秉笔直书，批评当代的奢侈之风和贫富不均的现象。对地方富豪之家，武断于乡曲，男子力耕而吃不饱，女子纺织却无衣穿的事实，直言不讳。
他不以胜败论英雄，为败于汉高祖刘邦的项羽立“本纪”，批评吕后“政不出房户”，更批评当朝的汉武帝“穷兵黩武”。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审慎态度，成为后世修史的典范。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体现了儒家的人本思想，开创了史书“纪传”体例。书中称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正确的表述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实，小编理解的《史记》的价值，主要还是写战国到秦汉这段历史，书中将这段历史的变化写出来了。无论国内的其他学者各持什么观点，对春秋战国到秦汉的历史认识，基本根据的都是他的《史记》。
如果说《史记》是私修史书的代表之作，那么官修史书的代表，应是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国历史上官方设局修史，始于南北朝时期。自此以后，史馆之设迄未中断，相应的私修史书，则受到极大限制。
历代史馆中监修都由朝中宰相兼任，专设修撰、编修、起居郎若干人。这些人都由朝廷供养，修史成功还会得到赏赐。比如：司马光修史时，皇帝御赐其藏书多卷，还亲赐书名《资治通鉴》。
当然，朝廷之所以垄断修史，为的是在实现政治、经济、军事统一之后，保证思想统一，树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其中，“通古鉴今”的目的更加明确。
司马光修史，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专取有关国计民生的“可法之善，可成之恶”而编，为的是让当权者“以古鉴今”，体悟兴衰之道，分清善恶是非。同时，由于编修《资治通鉴》是在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下，因此，书中明显地表现出他维护祖宗旧法，反对新政的主张。
《资治通鉴》也是一部“通史”，所修内容上起周朝，下至五代，共年。全书以时间顺序叙述史实，故被称为编年体。与私修的《史记》相比，官修的《资治通鉴》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
也许正是由于它的“资治”作用，这部耗时19年而编成的史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续编、注释者继而不绝。历代统治者和官场仕人，都把它奉为必读范本和教科书。
翻开中国历史，大家就会看到历代帝王，都很重视“以古鉴今”。比如：
秦始皇，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为了取代自西周以来分封诸侯，所带来的弊病。
汉高祖，实行无为之治，推崇黄老之学，这是吸取了秦始皇严刑酷法的教训。
元王朝忽必烈，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把国人分为4等。其中，把我们汉人定为3等公民，结果加剧了民族矛盾，活该它不到年，就被明王朝所取代。
恰恰相反，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清朝的康熙就以古为鉴，较好地处理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创了康乾盛世。
在中国，各类史书浩如烟海，自唐代以后，历朝统治者为前朝修史已形成惯例。并不因为某个王朝被自己推翻或某个王朝由异族建立，而有所更改。
首先，官修的正史，毕竟是由皇帝“钦定”的事情，后人在阅读、研究以史为鉴时，切不可忽视了“钦定”二字。
其次，私修的正史，虽然没有“钦定”二字的困扰，但是，我们也切不可忽视作者个人“倾向”二字。小编就一直认为，中国历史对始皇嬴政的评价，就有失公允。
不过，小编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些留传至今的史书，是否全部真实可靠，小编觉得值得商榷。但是，我们可以客观来看，只要从中得到我们需要的智慧，管它是否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