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播出的大秦帝国之纵横中,有张仪却

 众所周知,张仪苏秦在同一年代。央视播出的大秦帝国之纵横却两人却没同时出现,有张仪却没苏秦,真是奇了怪了。于是我百度一下,结果如下。

  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

  我对这书表示怀疑,如果这本书是对的,那其它史书就错了?

  

  另附一篇文章凑够字。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赵生群

  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下文有时简称帛书),共27章,中有11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另外16章则未见著录。《战国纵横家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比较集中,且与《史记》、《国策》大相径庭。因而它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史记》、《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是否可信,一时成了学者们注意的焦点。

  唐兰先生、杨宽先生据此认为张仪活动的时间在苏秦之前,《史记》和《战国策》把真正的苏秦事迹都搅混乱了。马雍先生则认为《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他们的观点,一时间几成定论。

  其实,类似《战国纵横家书》一类的资料,司马迁、刘向独见到过,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苏秦在前,张仪在后。

  司马迁、刘向对苏秦、张仪活动先后的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是根据《秦记》。《六国年表》记载苏秦、张仪的事迹共有九条:(燕文公二十八年)苏秦说燕;(秦惠文王十年)张仪相;(秦惠文王后元元年)相张仪将兵取陕;(二年)相张仪与齐楚会啮桑;(三年)张仪免相,相魏;(八年)张仪复相;(楚怀王十六年)张仪来相;(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出之魏;(魏哀王十年)张仪死。

  《六国年表》的资料多出自《秦记》,所以为秦连横六国的张仪材料多达八条,而有关苏秦的史料仅一条,但苏、张纵横的时间线索却仍相当清楚。《秦本纪》记载张仪事迹,与《六国年表》完全一致,两者在时间上也全都吻合。

  《太史公自》:“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些所谓“史记”,除《秦记》外,还应包括其它诸侯国的历史记载。《燕召公世家》称:“(燕孝王)三年卒,子今王喜立。”又称:“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喜初年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有一百几十年,而《燕召公世家》二称“今王”,显然是抄录燕国史记未遑改写留下的痕迹,说明作者见到并利用了有关史料。《燕召公世家》载:“(文公)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这条记载在时间上与《六国年表》相符,当是苏秦最初从事合纵活动的真实记录。《燕召公世家》又云:“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王哙三年)苏代为齐使于燕。”文中不仅明确记载了苏秦、苏代的活动时间先后,而且有准确的纪年。这些材料,当是作者参考了燕国史记后加以剪裁编排而写定的。

  其它国家的历史资料,司马迁也可能同时运用。《周本纪》、《秦本纪》、《六国年表》、各世家、列传记载苏氏兄弟及张仪的事迹,往往都有编年。与零碎散漫的《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相比较,苏、张等人的事迹在《史记》中被排列得系统而有条理,人物活动因果分明,首尾清楚。这表明作者排比他们的事迹,有相当充分准确的史料依据。

  《六国年表》序言说“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史记》载录苏秦、张仪等人的事迹,常常超出《战国策》的范围,不少记事与《战国策》有异,有些事件虽与《战国策》相同,而文辞往往各异。这表明司马迁看到了《战国策》以外的不少纵横家资料。

  刘向见过的有关资料,也非常丰富。《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原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原注:“名仪,有《列传》。”刘向校书时,《苏子》、《张子》俱在,而诸子部分又是由刘向亲自校定他在《战国策书录》中对苏秦、张仪以及苏氏兄弟三人先后时序的论述,应属可信。

  刘向校理《战国策》,底本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诸名,这些材料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底本,它们的定型,都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之前(帛书写定当在汉初)。从版本的角度看,《战国纵横家书》不过是此类资料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本子。除了《战国策》底本外,《汉书·艺文志》录有“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包括《苏子》、《张子》在内)”,这些资料也势必要涉及到倡导合纵连横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这些篇章也都由刘向亲自校定。依据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他应当不难审定有关苏、张事迹的真伪正误: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的著作会都数典忘祖,连苏、张(特别是苏秦)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

  刘向校理群书,而且亲自编定过多种著作,这使他有可能更多地接触到有关苏秦、张仪等人的资料。

  笔者以为,《史记》中记载苏秦事迹的文字和《战国策》有关苏秦的多数材料是可信的,而《战国纵横家书》中一些涉及苏秦的资料,则多出于后人伪托。

  战国之时,纵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诸侯卿相养士极众。这些宾客说士往往采取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这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帛书记载苏氏兄弟的一些活动,不像《史记》那样完整系统而有条理,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相关内容交代不清,所载事件与其它事件的联系不明显,时序也混沌难分。这种情况,加上帛书本身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就更容易致误。帛书中有关苏氏兄弟的资料,一概都没有署名,更增大了传抄中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

  假托名人之言,往往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苏秦是首倡六国合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他“为从约长,并相六国”,战国纵横家中除了张仪差可与之比肩外,更找不出第二个人。合纵与连横,立场迥异,主张合纵的很难托名张仪,因此“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一些篇章的主名与《史记》、《战国策》不同,就可以看出这种假托的痕迹。实际上,托名苏秦的资料不仅存在于《战国纵横家书》,也同样存在于《战国策》。如果按照帛书的时间来推算,苏秦的所有活动都在燕王哙之后,这样,燕文侯时联合六国的辉煌经历就必须从他的履历中抹去,苏秦作为纵横家代表的资格也将从根本上动摇。这从反面证明,帛书中一些有关苏秦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苏秦、苏代、苏厉三人的事迹容易相混,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他们兄弟三人活动的时间虽先后不同,但他们活动的范围和宗旨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苏秦先在燕,后适齐,最主要的活动地点是在燕、齐两国;苏代、苏厉先奔齐,后归燕,主要活动地点也在这两个国家。苏秦活动的宗旨有二:第一,主张六国合纵抗秦;第二,在燕、齐两国关系的处理上,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继承了苏秦的衣钵,致力于六国合纵并且又一次取得了成功。《苏秦列传》说:“燕使(苏代)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在燕、齐两国关系上,苏代、苏厉归燕后谋齐更是不遗余力,特别是苏代,在帮助燕昭王破齐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苏氏三兄弟活动的范围和宗旨如出一辙,他们三人一生中的主要活动又都是在燕国,因此,他们的事迹在客观上更加容易混淆,这种情况也为后人托名苏秦提供了方便。

  《苏秦列传》赞语说:“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文中不仅指出了“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事实,而且明确交代自己写这篇传记目的是要为苏秦澄清一些事实真相。《张仪列传》赞语则进一步指出:“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从两传赞语可看出,司马迁已将纷繁歧异的苏秦资料理出了清晰的线索,且对一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了如指掌,这两段话是他依据有关资料细心考辨的结果。司马迁作史的态度非常严谨,他对苏秦活动的史实如果没有相当的把握,恐怕不会轻下断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摘自《浙江师大学报》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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