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士人纷纷择主而事,屈原为什么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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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来,这种行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为楚王宗亲,却高度赞扬伍子胥,还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导致吴国入侵、楚国破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举虽出于个人恩怨,却向国人昭示国家民族与君主的地位孰轻孰重。屈原这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他始终不愿离开楚国的思想基础。

屈原(约公元前—公元前年)是《楚辞》的主要作者,作为秦楚竞争及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传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为仕途失意时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斯土斯民的热爱、古圣先贤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坚守正义、保持激情、拥抱理想的精神。

《史记·屈原列传》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在神话传说中,楚人的远祖古帝颛顼是一个神奇的人物。楚国保存了许多上古、夏、商时代的宗教巫术文化。屈原是楚国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职,熟悉这些宗教活动。因此,他的作品朗丽绮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铺陈,又富于联想,这与楚国巫风的熏浸是分不开的。

周朝得天下后,大封同姓诸侯,发展出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国,宗法观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国家民族意识中,还遗留很多氏族社会的痕迹。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会的观念来看问题。如屈原对于伍子胥的态度,就是一个极佳的证明。

伍子胥鞭尸楚平王

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尸。在儒家看来,这种行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为楚王宗亲,却高度赞扬伍子胥,还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导致吴国入侵、楚国破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尸之举虽出于个人恩怨,却向国人昭示国家民族与君主的地位孰轻孰重。屈原这种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也是他始终不愿离开楚国的思想基础。

其实,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时,考虑过前往他国追求理想:

“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

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离骚》)

纵然如此,他至死都没有背弃自己所眷恋的楚国。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与楚王同宗。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于屈,后代遂以屈为氏。战国时期,与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国谋职的人并不罕见。如商鞅是卫国公子,韩非是韩国公子,却皆曾出仕于秦。假如对楚国独有的文化缺乏认识,的确会觉得屈原不愿去国的决定在当时是个异数。然而,了解屈原这种置国家民族于君主之上的意识后,我们会发现:他留在楚国、以身殉国是必然之事。

屈原《九歌·山鬼》图

屈原生活于战国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庄子,而比荀子、韩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于北方诸夏文化的经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内容思想融入自己的诗篇。如在《天问》篇中,屈原历数唐、虞、夏、商、周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过楚国史事,可见他不仅了解,而且认同中原的历史文化。

非仅如此,从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各家学说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张的仁义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怀沙》)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种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继承: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离骚》)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齐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怀王变法,可谓继轨吴起的法治观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

屈原行吟图

在流离愤懑的放逐之际,屈原的思想一度倾向于道家,希望能够抛开俗世,超然高举:

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远游》)

屈原对诸子的思想,无疑是有足够的认知、理解和接纳的,但与各家的主张也有不合的地方。屈原毕竟是诗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强把他划入某一学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实不相宜。

屈原的巨制《离骚》中,最后两句是这样的: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据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是殷代的贤大夫,因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意欲取法彭咸,并非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国实现,理想破灭之故。何谓“美政”?王逸的解释是“行美德,施善政”。“美德”“善政”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圣君贤臣之治。

楚怀王不辨忠贤,最终客死秦国

相反,对于古代的暴君,屈原则毫不留情地加以贬责: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离骚》)

夏启自纵、后羿淫游、寒浞阴狠、夏桀违道、商纣诛杀忠臣,他们的作为不仅导致家国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恶名。这些沉重的历史教训,屈原也念兹在兹。

春秋以来,随着权臣执政(如晋六卿、齐田氏等)、诸侯兼并,贵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没落贵族将王官的知识带入民间,而平民因有机会学习知识而得以晋身士大夫阶层。战国以后,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齐威王、燕昭王、赵武灵王等先后变法成功,称雄一方。南方的楚国虽早在楚悼王时就任用吴起变法,但却功亏一篑。究其原因,依然在于楚国独有的文化传统。

宽恕还是仇恨,《春秋二胥》演绎世纪难题:伍子胥颠覆楚国,申包胥光复楚国

很早开始,楚国的军政大权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内的贵族宗室所把持。虽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国的政治舞台(如孙叔敖以布衣而为令尹),但为数极少。吴起的变法削减了贵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反对。屈原虽身为贵族,却欲踵武吴起,继续变法。而变法初期是颇有成效的(参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这些贵族中的贤能之士,但他更强调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甯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屈原看重傅说、吕望、甯戚这些平民贤才,无疑就是希望在楚国建设北方那种“处士横议”的政治生态。进而言之,对于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认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茞?(《离骚》)

正如明人钱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亲。杂字着眼,惟杂而后可以得纯粹也。”无论亢直还是芳馥可亲的贤士,屈原对于他们的基本要求乃是一个“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贞”“忠诚”“忠信”等词语每每可见,而屈原自己就是一个忠臣的典范。

总而观之,屈原的贤臣观念与楚国传统贵族判若云泥。而上官大夫要夺取屈原的改革宪令文稿,不但出于个人的忌妒,更是为了保障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国后,随着神权思想的消退,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们都反覆强调民本思想。如《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曰:“夫民,神之主也。”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终极目的乃是在于民生。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离骚》)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

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抽思》)

在屈原看来,为人君、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乐业,就能成其圣、成其贤。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负虽然远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与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关系。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轻易令怀王疏远屈原,除了贵族势力影响、怀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于慷慨激昂、刚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应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剧不在于其个人之浮沉起落,而在于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与实际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芈月传》中南后郑袖

东汉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场批评屈原“显暴君恶”,即是说屈原因为自己的仕途不遇而揭露君主的短处,不合乎温柔敦厚之旨。实际上,班固的批评正好说明,屈原的忠君并非愚忠。所谓“怨灵修之浩荡”“惜廱君之不识”,足见他对楚王忠之深而责之切,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式的自怨自艾何啻霄壤!

而另一方面,面对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谗佞的迫害,他没有分毫的妥协。在那没有法律保护也没有合理途径来表达政见、抵制误国之徒的时代,他选择以死进谏。司马迁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重于泰山的死,对于当今的社会风气,不论委曲求全或动辄轻生,未尝没有拨乱反正的效能。

如果说孟、庄、荀、韩的学派皆以义理为依归,屈原的流派则以辞章为核心,难怪历来都有人将屈原列为诸子之一。屈原的楚辞创作,除有发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着文学意识的觉醒。在中国文学史上,他虽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诗人,却以大量精力投入诗歌创作,可说是以诗歌为寄托、为志业、为生命。因此,屈原有“诗人之祖”的美誉,衣被百代,晖丽千秋。从司马迁、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到龚自珍,他们的创作无一不受到《楚辞》的影响。

(作者陈炜舜,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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