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前后一共记载了计三千年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历经十四年的伟大著作,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增一字不容,减一字不能”。
完成这一伟大著作的司马迁,也被后世给予极高的评价,尊称为“历史之父”。历史教科书中这样记载:“司马迁(公元前-公远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加之司马迁墓地坐落于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大家便认定其为陕西韩城人。对于此,黄河对岸的山西河津人并不承认,坚决认定司马迁是山西河津人。
司马迁到底是哪人?山西河津这个小城市的人有话要说。
?一
河津是山西晋南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市。在夏代之前,因最早从事畜产品加工制作皮革,这个地方被称之为“皮氏”。同“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一样,是创造华夏民族的开创者。到夏朝时,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帝不降三十五年,殷灭皮氏。”到商代七世君祖乙时,迁都“皮氏”之地,易名“耿”。周朝建立后,分封姬姓诸国,设“耿国”。春秋时期晋献公灭耿国,再度设“皮氏”为采邑。战国时《尚书.禹贡》载:“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这是最早出现“龙门”的文史记载,指的是“皮氏”之地。
秦灭六国后在此设“皮氏县”,汉代《三秦记》载:“河津,一名龙门”。到北魏改名为“龙门县”,自此,“龙门”专属河津。北宋年间改为“河津县”。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最后一篇,是司马迁的自传,文中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西汉时期,黄河对岸的陕西韩城称之“夏阳”,山西河津称之“皮氏”。司马迁生于“龙门”似乎也并不能证明确切在哪里,但肯定的是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但河之北称阳,河之南称阴,山之南称阳,山之北称阴。“河山之阳”明确划定了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正是当时的“皮氏县”所在。正因如此,北魏时期才改为龙门县,现在的河津仍称“古耿龙门”。
如果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的话,“耕牧河山之阳”,得天天渡过黄河来种地放羊了?
?二
在河津有一通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公元年)的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碑文记载:“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碑文作者是陕西西安府判,这是陕西人称司马迁为山西人的一个有力证据。
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载:“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这是郦道元当年实地考察,一路沿着黄河南下的写下真实的情形,司马迁之墓正在河津境内。更何况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是宋时期所筑衣冠冢,郦道元当时是无论如何都看不到的。
明代文学家李贽在《藏书》中干净利索地称司马迁父子是“绛州龙门人”。他是这样记述得:“司马谈,绛州龙门人,谈为太史公,有子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清嘉庆年间《河津县志》载:“龙门胜地,代有名儒,如司马太史公、王文中子、薛文清公者,后先相映,卓越千秋。”
现在河津市西辛丰村,尚有司马迁后裔二十余户。依旧保存着祖上传下来的布牌神符,上边从始祖司马谈夫妇至上祖司马迁及以下十一代子孙爵名。目前已经排至六十多代了。
关于历史名人之争,近年来比比皆是。对于司马迁的籍贯,陕西韩城似乎并不那样的“理直气壮”,而与其一河之隔的山西河津人也似乎并不因理直气壮而据理力争,反倒心平气和?
?三
当地传说司马迁十来岁随父赴京,后因李陵之祸牵连,自请腐刑,历经十四年发愤著出《史记》。油尽灯枯,终于呕血身亡。随从家人置办棺木入殓后扶灵返乡,在芝川坡安放一晚。因有体肤不全不能归葬祖坟之俗,恐不能进村,于是便以衣冠在徐村凤凰岭上入葬以掩人耳目,其实随船渡河抵达故土入土。
司马迁后裔慎重传承并将此秘密延续,千百年来,遂有了司马迁到底是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人之说了。故而陕西韩城人后世修建法王神庙,宣称司马迁葬于韩城,黄河对岸的山西河津人仅仅只是微笑并不作辩解。直到近代陕西韩城宣称司马迁是陕西韩城出生韩城长大的韩城人时,要强自傲的河津人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河津自古是富庶之地,百姓要强自傲,对于吃喝穿戴极为讲究,骨子里极为自负。并不仅仅是因为出了司马迁这样的大儒,而是当地这种自古有之的风骨影响了司马迁。
“鲤鱼跳龙门”便出自河津。
春秋晋国上大夫郤缺夫妻相敬如宾为人称道。
孔圣人“七十二贤”之卜商在此西河设教。
这些典故的由来,逆流而上奋发向上,深受灾祸而不怨天尤人,刻苦修身等等,正是河津人的品行,司马迁不也是这样吗?再看后世所出现的“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还有名将薛仁贵等,不都是这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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