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历史学家，一个姓司马;另一个也姓司马。
司马光给人的印象从来都是一副老成的模样，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喻户晓，反映出小时候的司马光沉着冷静的性格。
据说司马光辈子就撒过一次谎，那是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玩青胡桃。他的姐姐想帮他把皮去掉，可是怎么弄也没成功。姐姐离开之后，来了个女婢，她用热水泡了泡皮就脱掉了。他姐回来问谁把皮弄掉的，他说是自己。正好他爸看见了，非常严厉地训斥道:“你小子怎么信口胡说啊?”这件事情应该给他的印象挺深的，后来他做事总是稳稳当当的。说话也是很靠谱，没有任何鬼点子，古板得令人惊奇。
他似乎天生就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在他7岁的时候，凛然如成人。听到人讲《左氏春秋》，非常喜欢。回来就跟家人讲书中大旨，已经是了如指掌。从此以后，他就手不释卷，不知饥渴寒暑。世人皆知，司马光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反对王安石和编纂《资治通鉴》。在仁宗年间，他和王安石，还有韩维及吕公著相得甚欢，被称为“嘉祐四友”。不过后来，到了神宗时代，两个人就成了死对头。
王安石在政治上是属于改革派，司马光是自信不疑的保守派。王安石说祖宗不足法，司马光说先王之法不可变。王安石掌权之后推行新法，司马光极力反对，王安石就把他赶到洛阳去了。司马光到了洛阳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编纂《资治通鉴》上。早在英宗治平3年(年)的时候，这部大书的编纂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目的是为皇帝编教科书。当时成立了书局，设在崇文院，就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司马光是主编，他的主要助手是刘微、刘恕和范祖禹，他的儿子司马康也帮了很多忙。神宗熙宁4年(年)，司马光到了洛阳。在洛阳的这段时间他没有政事烦忧，一心一意地编书。他在给好朋友邵雍的诗中写道: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遐上高楼。
编纂这样一部书的工程量有多大呢?有人在洛阳看到了这部书的草稿，堆满了整整两间屋子。这还不是最值得让人惊讶的，最让人吃惊的是翻阅这些稿子，竟然没有一个字是潦草的。苏轼曾经称司马光为“司马牛”，因为他有一副牛脾气。老实人认死理，一条路走到黑。编书这样的事情就得需要牛一样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司马光俯首甘为编书的老黄牛，一干就是19年。
司马光在编书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忘记反对王安石。他上书论新法的害处，搞得朝中那些新法派十分不高兴。王安石当时把那些大好人都赶到别处去了，用的人鱼龙混杂，其中就有人想再整司马光把。
但是司马光是个老实人，人品出奇地好，要挑点毛病还真不容易。于是恶意中伤，说书迟迟不能编好，是因为编书的那些人贪图皇家的笔墨和皇上所赐的慰问钱。司马光编这部书，的确是官修的史书。就像是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似的，能够从皇帝那里拿一笔钱买笔买墨，还买点水果点心犒劳一下辛苦翻阅和抄写的工作人员。这本是应该的，当初皇帝也是下了圣旨的。但是这位仁兄暗地调查了一下，司马光所领导的书局根本就没有请领过这笔基金。
人品的差别由此可见，不过经历了这次中伤之后，司马光越发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紧迫性，因为他还有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干扰。不过司马光除了编书之外，也有比较丰富的社交生活，人不可能总宅在屋子里吧。洛阳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风云人物在此汇集，当然这也跟王安石的新法有关。反对王安石的人在政治上失意了，于是都聚到洛阳来搞文化事业。
元丰5年(年)的时候，文彦博召集了一些年纪很大，资格很老，而且声名很高的人物组织了一个“洛阳耆英会”。这耆英会有13个人参加，好几个都是当过宰相的。像文彦博、富弼和王钦若都是著名的宰相，而且都是70岁以上的。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当时是64岁，已经很老了。但是跟那些老同志比起来还属于中青年学者，所以受邀请后他说自己不敢参加。文彦博说唐朝有个“九老会”，其中的狄兼谟也不到70岁。既然前朝有此先例，就可以依例参加，不违背祖宗之法。司马光于是就参加了，还写了《洛阳耆英会序》。耆英会有会约，就是会员必须遵守的章程。这个会约今天还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什么叫真正的君子之交:
第1条是序齿不序官，就是说按年龄排顺序。而不按官阶排座位，这在官本位的中国实在是难得的。
第2条是饭莱要简单，早晚主食不能超过5种。喝酒个人自主，不劝酒。
第3条是召集的时候用一个帖子，来不来做个标记就可以了。
第4条是不迟到。
最绝的是第5条，违约了怎么办?罚上一大杯!
这才叫雅集，这才叫君子!
后来司马光仿照耆英会，自己也主办了真率会。他定的会约要求少喝点酒，蔬菜不限量，这很符合他的风格。
神宗元丰7年(年)，《资治通鉴》编成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史，全书共卷，多万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年，跨越16个朝代，共年历史。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前因后果都有很明确的说明。皇皇巨著，光耀古今，唯一能与它媲美的只有司马迁的《史记》。神宗看了之后，深深感叹。
再过一年，神宗就驾崩了。司马光到京师去奔皇帝的丧，一到开封，就引起上兵和老百姓的围观。老百姓说先生别走了，留下来任宰相，为百姓造福吧。看他的人太多了，司马光都没法前进了，有的人爬到屋顶上，有的人爬到大树上。最后屋项上的瓦被踩碎了，树上的枝条被踩折了。这种场面让他觉得害怕，于是很快就回洛阳了。但是很快就被召回来了，因为主持朝政的哲宗和太后这对孤儿寡母希望他出来主持政局。
在司马光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当上了宰相。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废除新法，他废除新法不遗余力，最终新法项都没有保留。王安石比他小3岁，在同一年去世。但是王安石去世比司马光早几个月，他亲眼看到自己十几年的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而司马光十几年编成的《资治通鉴》，在生前也没能看到雕版印成。
斯人已逝，司马光的功过是非是历史学家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而《资治通鉴》将永远散发经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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