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部躲过秦始皇焚书之灾的先秦史书。成书比《史记》早年，里面记载的内容有许多是《史记》所未载、甚至是颠覆史记的。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部极其稀缺珍贵，极具史料价值的典籍，应该和其他史书一样，声名远播，备受推崇。然而它却没有，不仅异常“低调”，还充满了争议。它就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直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二年，有个叫不准（古音fǒubiāo）的盗墓贼，盗掘了魏襄王（也有说是魏安釐王）的古墓，才使这本书重见天日。
由于不准在盗墓的时候，用该书的部分竹简当作火把照明，造成了其中一些内容的缺失，其后就得到当时官方的高度重视。
晋武帝司马炎命人从这座墓中拉出了几十车竹简。并让当时最有名的专家学者，如秘书监的荀勖、束皙等人整理、编辑余下的竹简，整理后共计十三篇，叙述上启五帝，下至魏襄王二十年的历史。
奉命研究该书的学问大家束皙在《晋书·束皙传》中指出“（竹书纪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能与《春秋》多相呼应，可见这部书应该还是很靠谱的。
那为什么《竹书纪年》在后世会这么低调呢？不用说和辉煌的《史记》比，就是和其他一些非主流史书比，也算得上18线开外。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值取向上和主流认知差距太大。颠覆性的《竹书纪年》为我们呈现了历史残酷性的另一面。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上古先贤尧舜禹禅让天下的美好画面，在《竹书纪年》里就给撕了个粉碎。《竹书纪年》里是这么记载的：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放，流放）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尧的长子），使不与父相见也。”
意思是说当尧式微的时候，舜把尧囚禁起来，后又把他流放到平阳，甚至不让尧的儿子丹朱去见他。
按照这上面的记载，古代圣王尧舜之间的禅让，竟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任人唯贤、让贤与能，而是赤裸裸的政变。这种撕碎了美好面纱的“非主流”记载，可信吗？是不是孤证？
其实并不是孤证，《韩非子·说疑》中就也有类似的说法：“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看到没有，韩非子先生更彻底，不光说了舜，连禹都跟着躺枪。
再比如，主流历史中，著名商朝贤臣子尹伊的完美人设，在《竹书纪年》中也崩得很彻底。
《史记》记载的尹伊，光环耀眼、绝对正面，不仅辅佐了商汤，还全力教导汤的嫡长孙太甲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王。
但太甲太暴虐、道德败坏，逼得尹伊果断出手，把这位商朝国君流放到桐宫。自己替太甲代行国政，接见诸侯。把太甲关了三年，等他知道悔改后，尹伊又把他接回，将政权归还于太甲。
而《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七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夺回政权。看吧，好好的励志温情剧，瞬间变成了狗血权斗剧。说颠覆三观不为过吧。
还有《史记》记载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并没有把周幽王写得如此昏庸弱智，他的被杀纯粹是军事失利，根本没有戏诸侯的戏码。
《竹书纪年》所记载内容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价值观，在太史公《史记》大行其道，成为天下共识之后，就越发显得离经叛道，难以被主流接受。也正因如此，《竹书纪年》出土后的命运也是颇为坎坷。
《竹书纪年》面世之时，儒家思想已成为社会主流共识和价值观，无论官方和民间都视为圭臬，至少在台面上都很少敢忤逆。
及至宋朝，二程、朱熹一派更是把儒家思想的正统性牢牢坐实。与儒家价值体系和史学体系明显对立、丝毫不懂得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竹书纪年》理所当然地要被宋朝儒家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因此，在宋朝时期，较为原汁原味的《竹书纪年》就慢慢佚散了。
一直到了明朝，所谓正统的古本《竹书纪年》才又再一次在大藏书家、天一阁主人范钦的藏书阁里出现，再后来还被收入到清朝《四库全书》里。当然，随之而来的“古本”、“今本”之争，原文和篡改之说，也从未停止过。
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这么评价竹书纪年》：
“这部书的依据有三：一是传说；西周以前的事，其实全部是传说，因为没有历史的文字材料。这个部分，价值不太大。
二是春秋时代的部分；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所以价值也不算大。
三是战国部分；由于是当时的纪年，所以价值之大，如同《春秋》一个样。这部书，仍可以纠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关于战国史事的错误。”
历史难有真相，只能残存一些道理。正如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管记录者还是阅读者，都很难避免对所谓“事实”带有某些特定色彩的解读和评判。孰是孰非、孰真孰假，难有定论，人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这才是永远不变的最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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