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历史？历者，过也；史者，记事者也；历史者，关于过去的记载。以文字为主要载体书写历史的叫做史书，书写者被称作史官或史家，但史家也不往往都是史官。这些被书写的历史，是经过挑选出来的，往往具有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普世意义。
史的统序
所谓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以纪传体为体裁写作的史书被称为正史。并不是其他体例写作的史书就没有官方编纂的，其“正”之一字，只对于纪传体这一体例而言，自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问世以来，后朝往往为前朝作史，不仅有汲取前朝灭亡经验的现实意义，还有“名正则治”之功要。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觉，亦与这历朝历代都默契遵守“史的统序”有莫大联系。
二十四史，自《史记》始，有两汉书、三国志、晋宋南齐粱陈书、魏北齐周隋书、南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辽金元明史，也有把《新元史》或《清史稿》列入其中为二十五史，或直接将两书都列为正史，凑二十六之数。二十四史记述，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即原始社会）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完整地记载了几千年来各朝代的历史面貌、反映了以历史朝代更替为框架的社会发展进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脉络所在，也是与其他民族文明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史记节选人类文明与文化
人文化成，文化的本质内涵是自然的人化，也就是说，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生代第四纪以来，才有了人类的出现，也就是两三百万年前，这个时候出现了人类的始祖，所以第四纪也被称为“灵生代”。
从猿到猿人，从原始群到氏族公社，从奴隶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两三百万年来，人类从独立到群居、从游居到定居、再到部落、城市和国家的形成，尤其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人类文明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
在历史的变迁中，中华文化先后经历文化发祥的原始社会时期、文明初现的青铜时代、百家争鸣的元典时代、文化大一统的帝国时代、胡汉与中印文化相互补的融合时代、唐中叶以来的近古文化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晚期帝国文化时代以及转型的近代文化这几个阶段，在历史的沉淀下，后代王朝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又在空间上和内容形式上加以创制，不断的积累才构造出一个璀璨的中华文化的脊骨。没有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就不会形成这样的文化。
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学史功用
学史有何功用？现代社会是严重低估了历史的功用，大多以教化功能代替所有，让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经史子集学不过一故纸堆罢了。这种错误，与近代以来的屈辱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列强为何能够在九州大地上横行霸道？就在于船舰与枪炮，一场热武器与冷兵器的碰撞，其结局可想而知。
在工业技术与远洋航行上，我们的起点比这些所谓文明国家都要早，同样的条件下，为什么会有两样结果？还是在历史和文化上，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告诫我们的是建设大同小康社会，而不是一味地兴兵戈；而他们，则没有什么历史而言，他们的历史大多时间上是混乱的，他们的统治阶层都是贪婪和残暴的，后代王朝都是敌对的看待前朝的一切，他们只要有相对多的军事力量就能圈地而治或直接取而代之，这样，内部格外混乱和无序，他们便将这种矛盾转诸海外，建立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在鲜血中建立工厂，却自诩为文明，简直可笑至极。
意志的消逝
为什么总有些人认为外国的空气就是新鲜？就是不学历史的缘故。他们不知道传承几千年而不中断的中华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那西方国家的发展史，不知道美利坚大发战争横财，忘记了大不列颠是怎样焚烧圆明园的，更是不记得了那太阳旗在南京的暴行，或者说，他们跟他们才是一类人。新时代而强盛的中国要有大国的威严，不能遇见外国人就自惭形秽，中国人都没有的待遇竟然给那几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怪人，尤其是在教育上，简直是国人的耻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器是不好过度插手的，这就依赖国人的爱国情怀和历史意识，不卑不亢，以礼相待，若他们行为僭越礼仪，那么打杀几个强盗助助兴也是极好的。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怎么爱国？以礼相待，你若不识好歹，我便打杀了你。
记忆、经验和未来
实际上，历史就是经验，是积累了几千年的记忆。我们不可能把先辈们走过的路再重新走过，就如同现在修建交通路线一样，通常情况下，沿着古道是会更安全和便捷的。历史不是单独拎出来的，它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地方行政制度建设、社会风俗礼仪的变化、生活生产方式的转变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气候和地理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方式工业化智能化的转变等引起的一系列在全球范围内的嬗变，对历史的研究也有了较大的转变。比如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在探究人类进化和人类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分量。现在，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一部分猿之所以能够进化成猿人，与地理环境变迁和气候的变化有着莫大的联系，也就是说环境变迁与劳动创造是猿向人类进化的两个前提条件，甚至说环境变迁是劳动创造的前提，而不是像恩格斯那样只考虑劳动的作用。自人类产生以来，就一直处在自然环境的限制下，人类的活动离不开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这样才有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区别。
游牧民族冰期和暖期的更迭，往往是导致国家动乱和南北对立的重要因素。不管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相对温暖稳定的气候是其繁荣安定的决定因素。冰期的到来，往往使得人们的生存条件更为差些，在纬度高的地区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冬寒草枯马饥”，是游牧民族南侵的缘由，这就导致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匈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在掠夺中强大，统一漠北，建立王庭，是秦汉两朝最严重的外患。冰期或者暖期，只是一个时间段内大的变化趋势，在这一时期内，冷暖也是交替的。在这种极端条件下，匈奴人为了种族的延续只得向外扩张，匈奴人作战勇猛，凭借铁骑纵横南北，南方王朝往往难以阻挡。为此他们想出了修筑长城的办法来抵御外敌，从燕赵长城再到秦长城，匈奴被阻挡在长城以北。长城一线阻断了匈奴南下的铁蹄，而南方相对湿润温暖的气候，则为秦汉王朝休养生息壮实国力赢得时间。
长城防线自从匈奴人无法南下以来，他们就将目标锁定西域诸方国，只要控制西域，通过河西走廊，那么长城就如同摆设，这就是历朝历代都重视西域的原因了。在长城的保护下，南方经济持续发展，漠北资源日益枯竭，在西域又受到大汉和诸方国的共同抵御，这才有了后来的南匈奴南归、北匈奴北遁，可以说匈奴是被拖死的一点也不夸张。
农耕文明而匈奴虽然或降或逃，但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犹在，比如说发生在西晋的五胡乱华事件。同时，气候对经济也有一定影响，自唐宋以来经济的南移也是受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唐代总体上是温暖湿润的，作物高产，生活安定，才有大唐的盛世繁荣。国力的强大，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水田耕作工具不断改进和创新，江东犁出现，水稻耕地不断增加，使得唐朝南方经济实力大增。然而，自五代以后，气候渐趋寒冷，游牧民族再度南下，建立政权；北宋至南宋，一直呈现变冷的趋势，北方寒冷，再加上战乱，黄河以北的人大量南迁，给长江以南地区带来大量劳动人口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为南方经济的腾飞做出贡献。
有限的资源
由此，地理环境决定了最初这些地区可利用资源的最大限度和最开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气候的变化则让原来的生活越发不稳定，或旱或涝，或冷或热。至于科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和创新，只是让我们在认知上的最大限度在范围上更大些、能利用的资源种类更多些、在生产效率方面更快些、在发现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更强些，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并没有生产出新的原始资源（前提是这些被消耗的资源并没有转化成一种前所未闻的并且现有科技观察不到的能量新形式），自然的产出是跟不上人类利用资源的速率的，而且对其他资源的开采会破坏资源之间的联系和支持，使得主要资源更难以恢复。
而生产方式和技术的改进，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带来的是人口的急剧增长。这个时候，人口自然增长率会降低或者负增长，因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无法支撑个人和家庭的发展需要，如果一定要提高人口出生率，那么带来的一定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衡、人民生活质量的下降、社会两极差距的扩大等一系列自然和社会问题。
过大的人口密度在《中国人口史》里，以人口的增长减少，直观地表述了气候、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的变化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其关键点就在于资源的再生，人类的生存是以资源为前提的，当再生资源赶上或超过损耗量的时候，会减少很多问题。然而，除非是科技突破而非技术进步才能有效解决。
解决资源有限的另一方式就是是掠夺。掠夺是族群能够继续繁衍的重要方式，它通过人口的消耗和对其他族群资源的抢夺来减缓自身矛盾的爆发，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是这么强大来的，即使是现代社会这种掠夺现象也是存在的。这样的现象与生物进化论里的物竞天择是类似的，人类首先是自然的，而至于无节制索取与灭绝其种族的行为，并不是说这种方式就完全错了，而是人性和兽性的区别。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无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他们的国家和民族都会陷入到资源有限——掠夺资源——人口增长——资源不足——再次掠夺的魔咒里面。同时，掠夺的对象可以是人类社会也可以是自然环境，其程度也有深浅之辨，也有有形和无形的区别。
圣贤的中庸之道不是让我们悲天悯人，既然还无法打破它，首先自然先满足自身需要，取之有度、你来我往，才是大国形象。而资源的有限和环境的恶性循环则应该更让我们谨慎，警惕那些或国土狭小或资源单一的国家和民族，恶劣的自然环境会加大他们的入侵野心，战争之后虽然是和平，但他们只要一发展便会遭受极大的阻力，生活愈发艰难，他们就愈想发动或者已经发动侵略战争。
马尼拉帆船贸易是对资源的掠夺沙漠化难题
沙漠化已然成为世界难题，我国也不外如是。一提起沙漠化，很多人会立刻想到植被破坏、乱砍滥伐，但这并不全然准确。研究表明，对森林资源破坏巨大的不是皇家用木和商业砍伐，而是山地农业垦殖。砍伐树木固然破坏生态的完整性，但只要不是根本性破坏，其原生环境还在，只要有时间就能再度恢复。而垦荒带来的影响则是毁灭性的，有多少的耕地就破坏了多少原生林，并且极难复原。中国在传统上就是农业国家，以农为本，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农业技术越来越精细全面，一方面为众多人口提供充足的粮食供应，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也产生不可逆的影响。刀耕火种是最原始的耕种方式，但由于这是一种迁移式的耕作，而且因为人口较少，破坏的植被往往还能恢复。而自从精耕细作以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和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耕地面积越来越大、复种程度越来越高、产出越来越大，原生植被难以在这些地区汲取能量，植被也难以恢复。
沙漠化的丘陵水和水利
随着植被破坏、沙漠化一起的是水资源的衰竭，水资源衰竭问题在我国西北部尤为突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就是狭义上的西域地区，三山夹两盆的地形将它划为北疆和南疆，天山以北多降雨，多原生牧场，以放牧业为主；天山以南是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干旱，冰山融水形成多条河流，多绿洲农业，是半耕半牧地区。南疆和北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主要是受地形地貌和气候的双重影响。水资源在南疆显得更为金贵，尤其是在塔里木河九流一干发展到现在的四流一干的局面以来，导致下游地区用水更加紧张。河流改道往往会影响地区的水源分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楼兰的消失。
楼兰遗址古楼兰（鄯善），今在若羌县北境，是连接西北丝绸之路中线和南线的重要通道，东汉以来，气候逐渐干旱，河流水量减少，再加上孔雀河的改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的汇合点发生变化，罗布泊水域萎缩，导致古楼兰周围的绿洲逐渐消失，楼兰人只得弃城南移。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国第二大咸水湖罗布泊消失，其原因是多元的，不乏有气候越来越干旱、人口增长需水量大增、大面积垦荒、诸多水利工程建设等因素，其中人类活动无疑加速了这片地区水土系统的瓦解。但这并不是以一种批判的口吻在书写的，在自然和人类的选择上，我们首先要满足自身的需要，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这么操作的，而是在客观上叙述人类活动和资源用度与生态平衡和安全的关系。
干涸的罗布泊在近现代几十年的研究中，以及在几千年的史料证据支持下，我国越发重视生态安全，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这样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是少有的。为此，直属水利部的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接手了塔里木河流域的治理和管理，说明国家对水利或者对历史的重视，因为历史一次次证明，忽视对山水的治理，人类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历史学科建设的新方向
近现代以来，历史学的学科分类越来越科学、严谨和细致，突破原始的通史研究和古典文献分析，开始架构人地和时空的整体联系，再也不是孤立而是全面和越发细分的。也就是说，在史书和典籍之外，地下出土资料和许多带有历史痕迹的记载将会被重视起来。比如关于物候方面的记载，对于探究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大有裨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只要多拍拍山水、日记和游记里面多记载些景色、气候，那么在若干年以后，这些将成为研究人类与自然的重要史料，或许还能见证沧海桑田这一伟大奇观。
我们无时无刻都处在历史的浸染中，从历史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又将留下些事物来，传承给后代，这就是中华民族关于史的统序，在这种统序下，后人沿着前人走过的足迹，继续去寻找一条更长更远的道路；如果将前人这种经验和知识统统剔去，那么必将花费大量时间在同一件事上，而且会犯下与前人类似的错误，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将不会再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他们什么都能接受，也什么都能改变，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