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史”部，为正史鼻祖，这是所有人公认的事实。郑樵是这么形容这部书的，他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从《史记》著成之后，后世所有的史书都沿袭它纪传体的体例，其内容也或多或少都受到它的影响。那为什么这部书能够成为正史鼻祖呢？这要从《史记》这部书的四个特质谈起。第一特质：在“史”部。《史记》首创纪传体。在《史记》之前，中国史书的正式体裁是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次序，把事件一件一件地往叙述。可是《史记》不是这样的。它的纪传体基本上是以人物为中心、为本位。这在中国史学上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创立了“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且这本书的“体大思精”，司马迁从中华文化最早的始祖黄帝开始，一路写到它的当代为止，它是一部通史，整体通贯地观察古今之变。更难得的是，它不只在时间上是源远流长的通贯，它在空间上也是。太史公写的不仅是当时的中国，他还写了匈奴、朝鲜、西南夷、西域等等，将他所有已知道的，但是已知的整个世界，都写到了。《史记》不仅是一部中国史，它更是一部以中国为中心在当时来看的世界全史。所以它之所以能成为正史鼻祖，正在于它首创纪传、包含五体、贯通古今、体大思精。第二特质：在“集”部。也就是其文学性上。（后世把文学归到“集”部中）《史记》是所谓的“散文大宗”。学习散文不能没看过《史记》。为什么？中国的文体有“散文”和“韵文”两大类。因为它的行文不受年月限制，以人物为中心。后世之人推崇司马迁的文字为“雄、深、雅、健”。一方面他的文字气势雄伟，另一方面它又有飘逸不可测之处。唐宋八大家中的两人：韩文公韩愈的文章被评“雄而不逸”，而欧阳文忠欧阳修的文章被评“逸而不雄”。这两家不过各得《史记》之一体，就足以成为当世散文之家，足以成为后世的文学大宗。所以《史记》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可见一斑。更难得的是，《史记》一百三十篇文章，篇篇都在塑造人物，都在描写时代。可是每一篇因为它所描写的人物不同，时代不同，所以每一篇的文风都完全不相同，但篇篇都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三个特质：在“子”部。史记是“一家之言”。中国人把“家”这个字看得无比重要。在清代，大家公认写文章最好的是桐城。当时号称“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桐城人自称自己为“桐城家”。可是后世的人只叫他们为“桐城派”。为什么不能成“家”？因为成“家”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阴阳、儒、墨、名、法、道这六家都有它了不起的思想，所以才成“家”。那么《史记》成“一家之言”。它成哪一家？它成“史”家之言。它是正史鼻祖。更难得的是，它有自己史家独特的思想，所以后世之人也都公认。既然能成“一家之言”，那它当然带有“子”部的性质，这是不用怀疑的事情。第四个特质：在“经”部。也就是百王大法。这是《史记》最重要，也是最特殊的价值所在。提到“经”部的代表之作，就一定会有《春秋》。《春秋》其实是一部“拨乱反正”的书。孔子以此书来伸张他的内心，他如何让天下人，能从据乱到升平到太平，一路到他最理想的境界。他把这一切都寄托于书中。而《史记》在自序中说，它这部书是为“继春秋”而作。从这我们就能看出来《史记》本身更是一部“论治之书”。司马迁是将两千年的历史作整体贯通式的观察，并从中找出被后世圣人君子所能遵循的“大经与大法”。更难得的是，这个“大经与大法”是经得过历史的考验的。所以我们由此可知：《史记》于“史”部来说是正史鼻祖；于“集”部来说是散文大宗；于“子”部来说是一家之言；于“经”部来说是百王大法。所以他的了不起正在于，它以一本书身兼“经、史、子、集”四部的特质。不管学术上怎么分类，像《史记》这样以一部书，贯通诸多不同领域的学术和学问，又让它们总结与一体。这样的书，在《史记》之后就没有第二本了。而《史记》之难等可贵，《史记》之崇高与特殊，正在于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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