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西汉，事迹能被载入《世说新语》的名士，只有司马相如、东方朔和京房三人，在《世说新语》所出现的名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甚微，足见在南朝宋人眼中的名士从东汉到东晋的评判标准所发生的变化之大，以至能入《世说新语》作者法眼的西汉名士如此之少。
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事迹并没有直接出现在《世说新语》中。《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嵇康、阮籍和王徽之无疑是魏晋名士中的一流人物，嵇康在《高士传》中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是：“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
对于王徽之赞叹长卿慢世，余嘉锡先生评论云：“子猷爱长卿之慢世，故任诞不羁……而子猷为桓冲骑兵参军，至不知身在何署，惟解道‘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王忱认为阮籍除了胸中垒块须酒浇之外，皆同司马相如。可见司马相如在王忱所处的时代，已经被认为是名士中的名士了，且东晋士人眼中司马相如的名士风度主要体现在“越礼自放"和在职为官却不慕官爵、蔑视卿相上。
然而事实上，司马相如入仕的态度要比嵇康、阮籍、王徽之积极得多。他早年“以赀为郎，事孝景帝”，却不喜欢武骑常侍这一职务，“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
这是他的第一次失败的仕途，结合他后来与卓文君私奔以及“犊鼻居市，不耻其状”的事迹基本上可以看出，司马相如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可以毫不犹豫地舍弃，而对自己钟情的事物有着毫不掩饰的执着的人。
而且武帝第一次召见司马相如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卓王孙的部分家产，成为富人，不存在为生活所迫的问题了，却仍急于在武帝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以求得一官半职，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照理说司马相如成为富人之后，如果仍对仕途有所留恋，可以再做一次以赀为郎的事，但他没有。
如果他对仕途没有留恋，又很难解释他在武帝面前展示自己并重新入仕的举动。因而出仕与否对司马相如来说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这一推论看似比较合理，《史记》称“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像司马相如这样一个随性的人要用自己的下半生来从事一件对他来说可做可不做的事呢?而临终又惟留《封禅文》以奏天子，足见司马相如十分重视《封禅文》，而其内容也在其死后不久，成为时代的重大议题。
如果出仕为官对司马相如来说只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只是一件以随便的心态对待的事情，我们该如何解释他为何如此重视这篇《封禅文》呢?结合以上种种问题，有观点认为司马相如是个执着于自己所钟情的事物的人，出仕对他来说并非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留恋仕途，也许仕途中有种种不如意的事，使他最终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但他仍以自己的方式在宦海浮沉。
作为有过一次弃官经验的人，既名且富的司马相如没有理由为了自己不甚热衷的事情委屈自己的性格，他完全可以舍弃官爵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不慕官爵，不与公卿国家之事，却又不弃官而去，这大概是司马相如随性的性格对于其所钟情的事物所作出的妥协。
这相对于不愿出仕司马氏而被杀的嵇康、为求自保不得不出仕司马氏又不与政事的阮籍以及士族出身以不与政事为高的王徽之，是完全不同的。
东方朔篇《世说新语》中唯一一条有关东方朔的记载出于《规箴第十》：汉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宪，乳母求救东方朔。朔日：“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曰：“汝痴耳!帝岂复忆汝乳哺时恩邪!”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乃凄然愍之，即敕免罪。此事不见于《史记》、《汉书》的《东方朔传》，却见于《史记·滑稽列传》郭舍人的传记中。
为什么《世说新语》中会有这样的记载呢?原因可能有三点：
其一，《世说新语》的编纂者认为这事情是东方朔做的。
其二，从东方朔的经历来看，他做过许多类似的事情，说是他做的也不奇怪，而且在《汉书》中有郭舍人欲令东方朔出丑反被东方朔所戏弄的记载。
其三，东方朔比郭舍人更符合《世说新语》编纂者眼中的名士形象。
中国的古人大抵都有尚古的心态，对前代的大一统的盛世大抵都有羡慕、向往的心态，如果可以的话，《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应该也想尽可能多的网罗西汉的名士，可惜时过境迁，能符合他们眼中名士标准的西汉士人实在是不多。
东方朔的放荡不羁、能言善辩、诙谐机智确实符合《世说新语》的选材标准，但如果把东方朔的事迹放入《世说新语》的其他篇目，如《任诞第二十三》、《言语第二》、《捷悟第十一》等，和篇目中的其他条目比起来，东方朔的事迹又难免显得黯然失色。
而《规箴第十》中的这则故事，既显示了东方朔的机智，又暗含了编纂者对东方朔的评价。正如《世说新语译注》所言：“规箴，意谓劝诫规谏。劝人之过，谏人之失，要产生成效，所要求于人的不仅仅是正直、真诚、勇敢，更强调人的聪明和言辞巧妙。”
然而，观其一生，不论东方朔如何机智聪明、能言善辩、放荡不羁，都服务于他最终郁郁不得志的仕途。东方朔一反方士多上书言得失的常态，试图通过一种自我推荐的独特手法多少引起武帝的兴趣，却没有给东方朔带来预期的效果。
为了得到武帝的召见他再次别出心裁东方朔虽多次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获得亲近，但也有一本正经的时候：“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更想要得到重用，如此费尽心机，只为获得出仕的机会，渴望得到重用，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对所处大一统时代中央集权的高压也有着清醒的自觉。
当时“博士诸先生"曾与东方朔论难，谓苏秦、张仪位至卿相，“泽及后世”，东方朔才学既如此之高，何以“官不过侍郎"?东方朔则答称张、苏若处在他的时代，官未必有他做得大。
执着从仕的心态可以说伴随了东方朔一生。一方面，对于仕途的执着使得绝大部分西汉士人不可能冒险作出与东方朔同样的选择。一方面，机智诙谐如东方朔，且费尽心思试图在仕途上有所建树，尚不能得到重用，能保持放荡不羁的作风步入仕途的西汉士人应该是凤毛麟角，也难怪在《世说新语》中鲜有收入。
京房篇《世说新语·规箴第十》：京房与汉元帝共论，因问帝：“幽、厉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亡国之君各贤其臣，岂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可见京房以幽、厉比元帝此事非虚，我们也就大抵可以知道京房被收入《世说新语》的原因了——狂。除了幽、厉之外，京房还暗示元帝，说他可能是像秦二世那样的昏君，西汉士大夫能劝谏的不计其数，为什么只有京房和东方朔的事迹被收入《世说新语》呢?这恐怕是因为像京房这样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的劝谏方式，在西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京房的老师焦延寿常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又，从京房初元四年举孝廉为郎到他提出考课法其间不过数年，其官爵亦无所升迁，却大胆提出整顿吏治之法，其性格之锋芒毕露可见一斑。考课法提出后，遭到了公卿朝臣的普遍反对，唯有元帝表示支持可见，元帝是京房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主要依靠，而京房却一再把元帝比作昏君，其根本目的虽然是希望元帝远离小人，重用自己，结果却是把元帝越推越远，其不善于掩饰的性格与急于有所作为的政治抱负亦可见一斑。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此三人的共同之处：
1.执着的入仕态度和远大的政治抱负。
2.人格上毫不掩饰的“真”，司马相如对于喜欢与不喜欢的诚实表现；东方朔对于出仕和获得重用的毫不掩饰的追求；京房锋芒毕露的性格都活脱脱地体现了他们性格中最“真"的一面。3.结局的悲哀。虽然从司马相如的一生来看，他算是以寿终且活得比较潇洒的一位，但试想司马相如晚年赋闲在家，写了《封禅文》却不上疏，内心深处寂寞地等待着有一天武帝会想起自己，自己的才华能够再次得到施展，然而一直到死都未能如愿，只能嘱咐妻子，若有使者来求，奏之，这是何等的辛酸。东方朔旁敲侧击，花样百出，费尽心思想要获得重用，却徒劳无功，最后只能自我安慰。抑郁而终，这又是何等凄楚。考课法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王符曾说“先师京君，科察考功，以遗贤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无为之化，必自此来也”，而提出考课法的京房不但没能成功推行此法，反而落得首身分离的下场，怎么能不悲哀。
此三人者或者在不知不觉中代表了名士的雏形，或者被《世说新语》的编纂者生搬硬套强行列入名士范围，总之都与名士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