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建设早期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建构着早期的精神文明。早期书写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宝贵文献。对这些文献，我们不仅需要从“信史”的角度进行考量，还需要从文化记忆和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文明建构等角度进行多层面分析。本期推出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史记·五帝本纪》的书写与司马迁的古史观，铜器铭文书写中所体现的生命观念，儒家“御”这一概念的哲理化三个方面，探讨其中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及其文化价值。《史记·五帝本纪》构建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传承的古史谱系，这一谱系长期遭到质疑，并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例证。然而，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出土，史前文明不断发现，不仅需重新审视司马迁构建的五帝谱系，而且更需重新理解其为何书写，以及其中蕴藏的古史观念。广搜史料、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关于《五帝本纪》的书写，该篇篇末的“太史公曰”，给出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创作动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说明司马迁的创作缘于《尚书》没有记载尧以前的历史，希望补缀历史缺憾，补齐中国上古史发展脉络。这样的使命感，体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勇气和魄力。二是文献来源：“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说明司马迁所据文献以传世文献为主，田野考察资料为辅。传世文献，主要有《尚书》、诸子百家著作、《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等；田野考察资料，主要是司马迁前往传说中五帝到过的空桐、涿鹿、东海、江淮等地，向当地长者调研获得的口耳相传资料。三是文献处理方式：“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参以前段所引，可知司马迁将搜集到的田野资料与传世的古文进行过对比分析，剔除“不雅驯”者，而保留下典雅之训。所谓“古文”，即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所云：“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司马迁将田野考察资料与《五帝德》等古文典籍对比分析后，还得出了它们对五帝风教记载具有一致性的重要结论。以上信息，表明了《五帝本纪》书写的基本原则：全面网罗文献资料，择雅黜野，析理探赜，按照时间先后次序，对五帝历史进行整齐编排。就《五帝本纪》对五帝谱系的言说看，黄帝为少典之子，传位给其子颛顼，颛顼传位给族子帝喾，帝喾传位给其子尧；尧将帝位禅让给同族玄孙舜。这一帝位传承依据的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继承者的德才。如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舜“行厚德，远佞人”。并且，五帝均勤政爱民，知人善用，重视教化，功勋卓著，深受百姓拥戴。这样的书写，展示的是一幅理想的政治图景，体现的是一种以雅求美的古史书写原则。隐藏的文化记忆尽管《五帝本纪》是以传世文献和田野考察为基础的，但其真实性却长期遭到质疑。如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认为：司马迁所作本纪，尧、舜、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导致“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缪哉！”梁玉绳《史记志疑》还指出，按五帝世系，舜为尧族玄孙，则舜娶尧女“是以族曾孙娶曾祖姑，不更渎伦乱序乎！”且鲧、禹历仕颛顼至舜四朝，实在过于长寿；“尧舜在位，几百五十年”，亦令人难以置信。对此，一些学者试图从考古学角度论证《五帝本纪》的可靠性。如隋云鹏《〈史记·五帝本纪〉的考古学基础》提出：“《史记·五帝本纪》具备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换言之，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群伟大的部落联盟最高统治者，他们筚路蓝缕、朝乾夕惕，创造了了不起的人类文明。”一些学者试图从民族学角度肯定《五帝本纪》的合理性。如孙锡芳《〈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认为：“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以上不同的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为何如此书写。由司马迁“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看，他搜集的关于五帝事迹的文献中，除有“不雅驯”的内容外，可能还有不一致乃至相矛盾的内容。比如，就《五帝本纪》载尧舜禅让一事，司马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竹书》，即西晋时出土于战国魏安釐王墓的《竹书纪年》。由此记载，可知关于尧舜更替还另有说法：舜取代尧靠的不是和平禅让，而是血腥武力。但司马迁在写作中，选择了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的和平禅让，而对武力取代的说法予以忽视，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如果一定要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去要求《五帝本纪》的话，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司马迁对《竹书》这类材料的忽视的。但如果从文化记忆理论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纪》书写的合理性。事实上，《五帝本纪》承载的乃是自孔子以来人们对“尽善尽美”德政的美好记忆，是建立在关于五帝时代回忆的基础上的文化书写。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所说：“回忆文化则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在司马迁看来，不可遗忘的是五帝时代的君明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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