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蟜叛秦廷：成见与新说
秦老爹庄襄王子楚，确实是个很厉害的角色。本来不过是一个很不受待见的“诸庶孽孙”，没有继承王位的机会。可是，为了当上太子，他可以放着自己亲妈不管，认太子妃华阳夫人为娘；妈都不管真假了，儿子是谁种下的，也就更无所谓，当吕不韦献给他的美姬一生下那个叫“正”的孩子，就马上把她立为夫人。这样，从接班为王，到传位于子，上承下续，三下五除二，该安排的，就都毫不犹豫地早早安排妥当了
（《史记·吕不韦列传》）
。
由此看来，说他颇有一番雄心大志并不为过，给自己的第一个宝贝儿子取名为“正”，不仅与孩子的生日契合，同时还借此体现他的政治抱负，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推测。历史研究，总是根据有限的史料，来以管窥豹，推测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做当然会有很大局限，甚至常常要冒失误的风险，但这就是历史研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替代。我们所能做的，除了不断加深拓宽研究者的史学修养之外，只能是尽量从另外一些角度多窥探到几块豹皮上的斑点，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的局限性和盲目性，减低其主观认识的偏差。
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有个弟弟，名叫“成蟜”。《史记》对他这位老弟的记载很少，主要见于《秦始皇本纪》。《战国策·秦策》也提到了他，名字或书作“成桥”或书作“盛桥”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绍兴刻本《战国策·秦策四》）
。另外《史记·春申君列传》也是书作“盛桥”，应当是承用了《战国策》的写法。目前在没有其他史料相勘比的情况下，我认为，两相比较，还是姑且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写法为准会更稳妥些，过去清人梁玉绳就是持这样的处理意见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〇）
。这是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秦国官方的史书《秦纪》作依据，自然会更准确。《战国策》的“盛”应是通作“成”，“桥”则通作“蟜”。
其实《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述的成蟜行事，只是他去世的缘由和经过：
（秦王政）八年，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尸。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上面文句的标点，都依从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其中有些句读，并不妥当。但这段内容的问题，主要不是其点校者的判读，而是前人的解读。自古以来，读史者的解读就大可斟酌。
后世对《史记》上述记载的解读，其基调，最早可见于《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刘向以为近鱼孽也。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明年有嫪毐之诛。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
刘向是西汉后期人，可见这样的解释，渊源之早。对这段文字的涵义，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复进一步清楚阐释说：
本使长安君击赵，至屯留而谋反作乱，故赐长安君死，斩其军吏，迁其黔首也。
这样的表述，就把这些人的解读展示得一清二楚：赵正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在率兵击赵的途中反叛，结果却反被秦王赵正处死。后世有许多人又相继做过多次解释，大体上都没有逸出于这一思路之外。
日本朋友书店影印米泽上杉藏宋庆元本《汉书》
按照这样的解读，我想，不管是什么人，阅读《史记》，在读到这一段记载时，都会感到十分突兀：没什么呢？这位老弟怎么会突然反了呢？他和接下来犯事儿的嫪毐不一样。嫪毐深得赵正之母欢喜，二人还育有两子，因得意而忘形，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嫪家的种来接秦家的班以继位成王，才斗胆犯上作乱
（《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吕不韦列传》）
，可成蟜自己就是赵家人（当然，更准确地说，当时还应称作“秦家人”），是秦王的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虽然两人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并不相同），他反的究竟是哪一门子事儿呢？
清朝乾嘉时期的学术为什么那样强调“实事求是”，你只有通过具体的研究才能有切实的体会。因为事实的认定，是第一等重要的工作，这是一项追求客观真实面貌的探索。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这是他们努力求索的核心目标。为什么？因为解释历史事实比认定历史的本来面目，会有更大的主观发挥余地。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但只要是存在的，人们总是可以找到解释的途径，而且每个研究者总是可以做出自己的解释。
事实上我们看《史记》和《战国策》相关记载，是看不到任何成蟜反叛于秦廷的迹象的，而且他一直是被秦王赵正委以重任的。尽管如此，只要是认定了确实是有过这么一个事儿，研究历史的人，就总会给它做出一个合理性或者说是必然性的说明。
就在绝大多数人都稀里胡涂地判定长安君成蟜的反叛行为时，清朝嘉庆时期有个名叫吴裕垂的人，写了一本“史论”的书，名叫《史案》。这种“史论”性质的书籍，在乾嘉考据学术风潮下，主流学术界是不予一顾的，所以其书在道光年间刊行后也基本没人理睬。原因是发议论和考史事不一样，许多人只是放飞自己的胆子随便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做学问的人，对此当然很不屑。
与普通“史论”性著述不同的是，这《史案》的作者还特别在意于人所习知的成案之外，对那些“贤奸心事未经人道者，皆别出心裁，畅所欲言，发先儒未发之蕴”，以力求“无一语拾人牙慧”
（《史案》卷首吴世宣撰《凡例》）
，所以，他才会对所谓“成蟜叛秦”这个前人一向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件做出独到的解说：
子政为太子，其次子成蟜，封长安君，当与始皇异母，必素闻羣叔流言，辄谓兄非嬴种，身合继体，豫谋夺适矣。始皇八年，成蟜将兵击赵，赵人窥悉其隐，欲离间其君臣骨肉之际，引为已用，因使军士咻之，辨士激之，约为和亲，一求赂以故地，一求纳为秦王。成蟜得全赵为外援，群叔为内应，故行至屯留而遽反也。反则必资乱宗易姓为号召，被围时或且登陴辱骂，故贼党虽死犹戮其尸。（《史案》卷五“文信侯”条）
若是把这段俨乎其俨的论述翻译成现在大家都好懂的大白话，其大意，就是说成蟜跟秦始皇不是一个妈生的（这一点是天知道的事儿），所以他知道秦始皇其实算不上根正苗红的赵家人，因而就想动粗，想要横着膀子夺下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于是，就在阵前发动了这场兵变。
这说法确实是够“别出心裁”的了。可是，根据呢？不过“脑洞”一开，顺着这个思路，使劲儿往下想，想着想着有时说不定也会在史料中找到相应的依据。关于所谓“成蟜叛秦”这一问题，清代很严谨的学者黄式三，真的就在切实可靠的史料中找到了成蟜与赵人勾结的证据，并做出如下论断：
秦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至屯留，有叛谋，赵封以饶，受之。事不克，成蟜自杀，军吏皆斩死。卒之从叛而死者，戮其尸。徙屯留之民于临洮。（黄式三《周季编略》卷九）
他的史料依据，除了前引《史记·秦始皇本纪》之外，还另有一条，这就是《史记·赵世家》，因而也可以说，黄式三主要是依赖《赵世家》的记载，才支撑他得出了上述认识。
成蟜叛秦说的根据与不合理
现在有很多学者，年轻的新人尤甚，看待一项既有的研究成果，往往只在意作者的名头有多大，或是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