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之所以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柢，资治之宝典”是由原因的。它包罗万象，既是史学，又是文学，更融入了哲学。对于这种大部头的书籍，一般都是敬而远之。
直到看到《十三堂史记通识课》这本书后，才发现“史记”并不是那么难以看懂，这本书用十三节课的方式，从十三个层面来解析“史记”。让我们能很轻松的了解“史记”的内容，看到它的不同面。
这本书的作者是张大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献与秦汉三国史方向的研究。他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三国史研究》《史记研究》
等。
司马迁之所以写《史记》，主要由以下原因，从客观方面说：
第一是因为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需要总结历史经验，作出学术的综合。
第二是西汉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
第三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第四是到了汉武帝后期，社会阶层矛盾尖锐化，为司马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第五是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流风余韵，启迪了司马迁自称“一家之言”。
说了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主观原因是因为司马迁的父亲的遗愿，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对“史记”进行了修编，司马迁受父亲的影响，再加上父亲对他的重视，给他请了几位影响深远的大学问家当老师，让司马迁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好的家庭可以熏陶人的一生，司马迁家是“源远流长的史官世家”，所以，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也非常大，他在20岁时，就帮助父亲开始修史。
对于现在20岁的孩子来说，正是大学学习阶段。而司马迁当时却接受父亲命令，在全国各地搜集散失的文献。在游走时，他不仅获得了广博的社会知识，搜求了大量的遗文古事，而且让自己变得视野宽阔，胸怀宽广，增长了见识与才干。
司马迁对于《史记》的专著是从他因好友受牵连，被冤枉而施行了腐刑后。他受刑后，化悲愤为力量，忍辱负重，用更加坚强的毅力来完成这部著作。
他渊博的学识，周游全国的经历，让他在写书的过程中更能同情下层的劳动人民。
而《史记》就是在客观的社会条件和主观努力的条件下，成为了一部中华文明的国学根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