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主管帝国的天文历法。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司马迁出生在陕西韩城，十岁就已经能背诵先秦的典籍文字，是个聪明有才气的孩子。
司马氏先祖，自周宣王起就一直担任史官，也曾功名显赫。但到了战国以后，司马氏一族已经失去史官的官守，成为行政官僚。
司马谈的爷爷司马无泽是长安市长，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工商局局长；司马谈的爸爸司马喜则被封爵为五大夫，都和史官不搭界，司马家族史官的继承已经中断多年。
到了司马谈这一辈，他终于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接续上了祖先的荣光，这让司马谈油然产生一种使命感。
不过，司马谈的心情却常常很压抑。因为他心心念念的史学，此时正面临严峻的危机。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史学一直很受重视。但是在经历了战国诸侯混战、秦始皇的文化浩劫之后，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史学已经典籍散失，人才断层——史记放绝。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秦汉时期的“太史令”，主要职责是掌管天文历算和祭祀，却并不修史，有名无实。这让司马谈很失落。
史官的荣耀在当朝早已暗淡，朝廷上下对“修史”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而最近的一部有水准的史学著作问世，还是四百年前的那部《春秋》。
司马谈想改变这个状况，也相信儿子会成为自己最得力的帮手。所以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他给儿子请了两位名家做老师：教古文的是孔安国，教春秋的是董仲舒。两位都是当时天下一等一的学者，共同组成司马迁的家教天团。
从司马迁后来的学术素养来看，老父亲司马谈的精英教育，那是非常的成功。
与此同时，司马谈却也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书呆子。司马迁二十岁那年，司马谈又给他安排了一次社会实践——壮游天下。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
上层社会出身的英姿少年司马迁，在父亲的鼎力支持下，从陕西出发，开始了自己的游历。
他先去了湖南、湖北、浙江，再北上前往山东，瞻仰先圣孔子的家乡遗风。他不光考察民情风俗，还参加当地学术讨论。这次对孔子家乡游览的见闻，后来也被司马迁记录在了《孔子世家》的太史公曰之中。随后他继续南下江苏游历，再北返河南，最后回到陕西。
此时的司马迁，少年英俊，意气风发。
不久后，因为父亲是朝廷官员，司马迁也被荫任为郎中，成为帝国的一名公务员，并被马上派往西部履行职责。
看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儿子逐渐成熟，司马谈的嘴角浮起一丝满意的微笑。他心中那颗种子，也更加迫切的想要破土而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司马谈却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并被彻底击垮。
公元前年，汉武帝决定封禅。
封禅，是天子在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之时，向上天汇报政绩的一种仪式。举行封禅，意味着国家已经进入长治久安，太平盛世已经来临。
然而此时的大汉帝国与匈奴征战多年，战事未平，天下穷困苦于战祸；黄河又发大水，山东正面临饥荒。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够不上“封禅”的资格。
汉武帝之所以要这么做，是想求仙以获长生。因为方士告诉他，欲求长生，必先行封禅大礼。
面对皇帝的决定，司马谈认为这次封禅并非为民报德，而只为追求皇帝个人福报，不合时宜。
司马谈的态度引起武帝反感，于是剥夺了司马谈参与“封禅”的资格，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
这对司马谈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巨大打击，他因此事而发愤且卒。心中愤懑，大病不起。
就在司马谈病重之际，司马迁却刚刚完成对帝国西南疆域的考察。他正要前往山东，向准备封禅的汉武帝复命。在途径河南时，父子相见。
于是二人之间有了那次著名的谈话。也正是这次谈话，让司马谈心中那颗种子，在儿子心中落地生根，最终开花结果。
病卧在床的司马谈对儿子说：如此重要的封禅典礼，我作为太史令却不能参与，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事情。我死之后，你一定会被皇帝任命为太史令。到那时，你千万不要忘记完成那本书。
《春秋》成书至今已数百年，这几百年来战乱不断，各国史官都失去了官守，史书中断。如果没有人来重新恢复，史学也许就要断绝了。如今正逢明主贤君，忠臣、义士那么多，而我担任太史令，却不能把他们记录下来。
我最担心的事就是天下史文会走向废弛，我让你从小接受完整的史官教育，就是想让你著书并接续史学传统。这是我司马氏的责任，你我都责无旁贷。这件事你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完成。
年轻的司马迁听完父亲的托付，痛哭流涕。他叩首回答：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请允许我完成您未完成的著作，绝对不敢让史文就此中断。
台湾大学教授吕世浩先生认为，史记的作者应该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司马谈先完成了一部分，死后由司马迁继续完成全书。
中国读书人天然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年前的司马谈父子正是如此。他们在中国史学生死存亡之际，肩负责任，恢复了大史学传统，功莫大焉。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担任太史。他虽遭遇李陵之祸，但终于不离不弃，兑现了对父亲的承诺——完成了《太史公》一书。
全书共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部恢弘的史学巨作。被后世尊为正史鼻祖，散文大宗。同时获得史学、文学的双重桂冠。
因为《太史公》一书的成就实在太高，所以后人就将原本称呼所有史书的通名《史记》用来尊称此书，并流传至今，并位列二十四史之首。
参考文献：《史记·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