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谁识李将军
——《史记·李将军列传》新论
本文发表在《中华文化画报》。
汉朝以来，在无数诗人的笔下，李将军成了人们赞美和同情的对象。唐时尤其如此，当时许多诗人都在热情地歌颂“飞将军”。据笔者对《全唐诗》的检索，有关“李将军”的条目39条，“李广”的条目19条，“飞将”的条目27条，这大多数都是指李广。如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高适的“至今犹忆李将军”，卢纶的“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等。在古代诗人学者的眼里，李广是悲剧人物，其命运值得同情，于是对其全面肯定、讴歌赞美，这似已成定评。
那么造成李广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时代环境造成的悲剧。由于当时以汉文帝、景帝以及汉武帝为代表的最高统治者不能正确识人、用人造成的悲剧。笔者认为李广的悲剧应属于自身性格而造成的悲剧。
一、治军简易，疏于管理
对于李广的治军简易，千载以来人们与司马迁一样对其津津乐道，以至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成为最流行的身教的代名词。在本传中司马迁对李广治军做了全面肯定，“士卒多佚乐”，“咸为之死”，“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然从另一角度进行分析，这可能正是其屡败的重要原因。常言道，“军令如山倒”，“军纪严明”，这都告诉我们，只有在严明纪律的约束下，军队才可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否则，其他一切都是妄谈。但如果司马氏的评述是正确客观的，那么在危险境地下，李广手下“皆恐”、“皆大恐”作何解呢？在定襄之战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李广手下士卒更是“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其实这正是平时不重视军队管理、不进行严格训练的结果。这与前面的“咸为之死”构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这样的鲜明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多佚乐”是真，“咸为之死”是假。因为血淋淋的事实是：一军除李广外，皆战战兢兢，急欲先逃，可谓军心涣散，毫无战斗力。这恰恰是其治军简易的恶果。“正表现了李广仅有匹夫之勇，而无挥师千万、攻城破敌的将才。”（黄觉弘，论史记·李将军列传的的虚美，阜阳师范学院学报，年第6期）由于平时管理不善，没有做到严格管理，因之使军队屡陷险境，李广应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二、官报私仇，心胸狭隘
如果说人们对李广治军简易的理解还存有争议的话，那么斩霸陵尉一事，却是不折不扣地官报私仇了。
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对这一则琐事的解读，有人把重点放到霸陵尉体现出来的世态炎凉上，然而这样的解读是不客观的。司马迁对这件琐事的记载，虽然强调了霸陵尉醉而“呵止”，但是无法掩盖李将军心胸狭隘的事实。“不得夜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规范，霸陵尉的举动是在按规定办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坚持原则的公务员，只是服务态度不够好而已。然而对待这样的执法之举，在李广恢复兵权后，“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样的做法让人为之心寒，这件事情明白告诉我们，大名鼎鼎的李将军是个地道的心胸狭窄的小人。这与韩安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晓之以理，“卒善遇之”。通过这两个事件的比较，告诉我们李广和韩安国的心胸气度迥然不同。杀霸陵尉，说明李广无容人之量，故明人董份认为：“李广……不侯故宜。”
三、射技精湛，个人英雄
李广之所以闻名主要来自于李广的善射。清代的牛运震在《史记评注·李将军列传》中认为：“一篇精神在射法一事，以广所长在射也。开端广家世世受射，便是一传之纲领，以后叙射匈奴，射雕，射白马将，射追骑，射猎南山中，射石，射虎，射阔狭以饮，射猛兽，射裨将，皆叙广善射之事实。‘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云云，又‘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云云，正写广善射之神骨。末附李陵善射、教射，正与篇首‘世世受射’句收应，此以广射法为线索贯穿者也。”这里所言“善射”为一篇之“神骨”，极言李广个人武艺高强、射技精湛。正因此，后世产生了许多咏叹李广神奇射技的诗歌。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李广个人的英雄形象于整体作战并无多大意义，正是忽略了团队整体战斗力的重视，才最终导致了李广难打胜仗的结果。司马迁在热情赞美的同时，其“实录”精神也透露出了李广战场失败的原因：“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李广习惯于逞一己之雄，不能做到随机应变，灵活指挥。毋庸置疑，李广是个英雄，但不是一高明的将军。
四、人讷少言，不善交际
“广讷口少言”，“专以射为戏，竟死。”短短几句话透露出李广学识水平不高、不善言语，不善交际的信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历不高，至少没有学好公共关系学。这条信息对于我们破译李广悲剧之谜极有意义。李广的学识水平不高，没有高深的理论素养，使得他只能“身教”，难以“言传”，治军只能“简易”。与“谨于文法”的程不识同为卫尉起步，而“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李广只能以射技为名，充其量只是一介武夫。
说李广是个人英雄并无不可，如说他智勇双全，则言过其实了。我们在整篇中看不到他智的表现。有人多以捉射雕者而引起的遭遇战为例说明李广的超人智谋。而通过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李广并没有表现出什么聪明智慧，而只是相反。李广带领百余骑兵面对三个“亡马步行”的射雕者，射死或活捉只是眨眼功夫，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我们推测此时之李广并不急于结束这场“游戏”，作了一次充分地自我表演。对于几成囊中之物的射雕者，李广与之玩起了猫戏老鼠的游戏。李广逞神奇射技“杀二捉一”的举动，很容易让人想到同样不喜读书的项羽在最后战败之时的“刈旗”、“斩将”的愚蠢举动。李广此时个人表演的痕迹很重，正是由于个人表演，拖延了时间，制造了险情，才有了以后的冒险。几千名匈奴骑兵出现，李广镇定自若，出奇谋退了敌兵，保全了部队。我们认为这不是智谋，只是侥幸的一次冒险。
讷，《辞源》释为“语言迟钝”。笔者认为这不仅指语言，还当有头脑僵化认死理、不懂灵活变通义。一个少言寡语、不善言谈的人往往不善于推销自己，不善于与人交流。而一个不善交际的人，势必难获主将的赏识和认同，因之就难以获得破敌立功的战机。卫青将李广军并入右将军部，别出东道，似难以理解。但无论如何，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而李广却拒不服从上级安排，显得既无风度也乏涵养。对于此安排，卫青亦有己之道理，“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汉武帝和卫青考虑的是战争胜负。当时包括汉武帝在内应该对人的命运是深信不疑的。这一点无可厚非，我们切不可拿我们今天的无神论来要求古人。否则，怎么解释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的举动呢？另一方面，一边是曾经救过自己性命的公孙敖，一边是不善言语不善交际的李广，卫青当然要把立大功的机会交给公孙敖了。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量，卫青将这个机会给予公孙敖并无不妥。面对上司的命令，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李广应无条件服从，尽早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争取完成新的任务。然而李广却据“理”力争，“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此时的李广倚老卖老，显得极不冷静，根本没做充分准备，最终“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致使这次的出击没获成功，这不能不说与李广的急于立功和意气用事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此次出击未果，作为主将的卫青当然要搞清楚李广落后的原因向重视事功的汉武帝汇报。我们认为卫青只是要知道李广迟到的原因，也就是让李广说明情况，好对汉武帝做个交待。然而李广“未对”，对卫青不屑一顾，根本不把其放在眼里。对卫青而言，一边是皇帝，一边是不善交际的李广，孰轻孰重判然。卫青容忍不了李广的目中无人，于是公事公办，让李广手下“对簿”，必须要说明情况。出于“义愤”，出于对士兵的“关爱”，李广竟然自杀。如果与司马迁遭受的宫刑侮辱做个对比，李广的遭遇算不得什么。李广本该由自己说明情况，因为目无领导而延误时间；本来毋需自己出面又偏偏“自告奋勇”，出面就出面，把情况说明即可，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自杀？这里有匹夫之勇之嫌。他的自杀应该是长期不得封侯的积怨的总爆发和“控诉”，“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不可否认，时代环境是李广悲剧的一方面原因，但话说回来，当时李广部下封侯者多矣，为什么他们的上司李广却终生不得封侯呢？其堂弟李蔡“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朔六年，广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汉代对于军功的规定十分严格，只要完成规定杀敌数，就可以获得封赏，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硬指标，所以我们读《史记》经常看到某某“遭贬”，某“改杀”等等。
造成李广悲剧的真正原因就在于他特殊的性格。希波克拉底把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等四种基本类型，李广应偏于胆汁质类型。这种气质类型的人情感和情绪发生迅速，爆发力很好；李广精于骑射，射技高超，表现得英勇无畏。这样的人意志力坚强，不怕挫折勇敢果断，工作热情高，往往表现得雷厉风行，顽强有力；李广能逞一己之勇，有较强的个人英雄主义作风。这样的人容易冲动，难以抑制；李广杀霸陵尉，心胸狭隘，且自傲固执。这样的人做事容易粗枝大叶；李广学识水平不高，平日对军队疏于管理，又加之人讷少言，不善交际，与人少有交流沟通，不懂灵活变通。这些因素都是性格的表现，李广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性的一生。#李广#李广终生不得封侯，并无什么特殊原因，只是因为他的特殊性格，才使得李广七十余战少有胜仗，未完成朝廷规定的杀敌数量的硬指标，所以终不得封侯。李广的悲剧是性格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