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是史学巨著《史记》的开篇，在开篇中，司马迁用雄健有力的笔触写下：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斩钉截铁的语气，给人的感觉好像皇帝跟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一般，其实所谓的黄帝时代距司马迁已经有两千年之久。
接着司马迁又相同的笔调一一向我们介绍接下来的四帝，颛顼、帝喾、尧、舜。结果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又帝喾的儿子，而舜也是颛顼的六世孙，所以传说的五帝都是黄帝家的人。这还不算完，我们往下看看夏商周的祖先，夏朝的始祖是夏禹，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商朝的始祖是殷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周朝的始祖是周后稷，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绕了一圈，夏商周的先祖同样追溯到了黄帝的身上。
《史记·五帝本纪》洋洋洒洒数万字，其实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编写黄帝的家族谱系。家族谱系属于最本溯源的东西，所以应该放在开篇。这个很好理解，但问题紧接着来了，司马迁所编写的这些东西靠谱吗？毕竟黄帝时代距司马迁已经过去二千多年，如果不靠谱的话，为什么司马迁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来编写这个族谱呢？这牵扯就到了本文的重点了。
轩辕黄帝我的回答是，其实司马迁编写的古老家族谱系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家族谱系让后世的人产生了群体认同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英国作家约瑟夫·吉卜林写过一首诗：
所有的好人都同意
所有的好人都这么说
所有的好人都在我们这一边
他们都是坏人
这明显是毫无根据的偏见，但偏见又如何，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用有根据，只要不是“我们”，那一定就是“他们”。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就有了基本的对立，既然有了对立，那“我们”这边的人自然会齐心协力同仇敌忾，自然也就产生了群体认同感。
司马迁的《史记》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我觉得就是司马迁编写了家族谱系，他把各方势力都编入了庞大的炎黄谱系里，让后世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群体认同感。虽然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打来打去的，但大家起码还是一家人，就算让谁统一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统治权并没有离开这个家，这属于肉烂在锅里。正是司马迁编写的家族谱系，让后世帝王及百姓都有了最基本的思想基础，使得后世的大一统变成可能，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谁当家还不都是一样？何况中国人讲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说不定那天轮到我家统治也不是没有可能。
《史记》历代统治者大搞祭祀就是要加强集体认同，增强凝聚力。发动战争的理由也可以从认同感出发，因为“他们”是夷狄，是我们不认同的人，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正如《左传》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打仗的根本目的都是要加强群体认同，如果有不认同的，“我们”就要把“他们”消灭掉，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义务。
对于消灭不掉的，“我们”也要和“他们”有区别，由此又引申出文化认同和各种能认同统治的思想观念。于是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例如辽、金、元、清，都要拼命的学习华夏文明，就是争取广大汉族人民认同。
当有人问孟子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统治算不算造反时，孟子轻飘飘的回答：只听说一个叫纣的大坏蛋被周武王杀掉了，没听说有弑君的事情发生。因为在孟子眼中不仁不义的商纣王哪有资格当国君，既然我对你不认同，那当然有资格和权利来杀死你。不光古往今来的各种宗教都是这个逻辑，就是想单纯地杀死对方，减少负罪感，也可以用这个逻辑，欧洲当年的猎巫运动就是典型。
其实不光民族、国家需要群体认同，所有的集体组织都需要认同感来加强凝聚力。各种公司、企业创建文化，设立规章制度，本质上都是在做司马迁编写家族谱系的工作。其实不用制定过于复杂的制度，只要把人能聚拢到一起，再有一个受尊重的人来组织大家，大家能服从，就算没制定任何的规则，只要能让大家统一行动起来，哪怕是踢正步，也能产生群体认同。一旦有了基本的集体认同之后，剩下的就好办了，毕竟规矩可以慢慢地想，还可以随时补充。
为什么黑社会要统一着装？最好一水儿的黑西服黑裤子白衬衫，然后再成群结队的去收保护费？要从气场上震慑住对方是一方面原因，但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因为统一着装可以增加集体认同感，有了统一的制服就可以把每个人编入了集体当中。人一旦成为集体的一员，就有了组织的保护和靠山，这样天然的会增加人的勇气，就算欺负起人来，也能减少许多的罪恶感。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执行的是集体的命令，出了事也是集体的责任，跟个人没有什么关系。犯错了，直接推给集体，总之个人不必也负责，当年纳粹分子就是这样为自己辩护。所以说群体认同感非常有力又非常可怕，他能组织人，也可以毁灭人。
话说回来，不论司马迁根据什么，或出于什么目的创造了黄帝家族谱系，可以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成为炎黄子孙，有这么强的民族凝聚力，跟司马迁在《史记》中创建的家族谱系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