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谈到古代历史，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和他所著的《史记》。司马迁同他笔下的众多人物一样，人生充满悲剧色彩。他因李陵之祸遭受宫刑，面对世人的轻蔑与侮辱，忍耐着身心的双重痛苦发愤著书，最终完成这部“史家之绝唱”。
在古代，如司马迁这样遭宫刑的人几乎无法立身，一方面身体痛苦不堪，另一方面时人的唾弃也使他的精神承受巨大折磨。那究竟是什么支撑他在这种情况下完成这部史家巨著？他是否也想过放弃呢？今天就让小编与大家一同走进历史，感受司马迁的人生苦乐。
游学天下，观名士之遗风
西汉景武年间，司马迁出生于夏阳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中。西汉时期夏阳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市，也有在山西河津的说法。司马喜是司马迁的祖父，当时汉文帝下诏可用粮食换取官爵，司马喜便用米栗换得爵位，由是司马迁一家可以免除徭役。
古时徭役是指君王强迫平民所从事劳动，往往会给家庭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徭役起源很早，周朝的文献资料中已有关于徭役的规定，历史越前进就越沉重。从先秦《诗经》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讽喻诗都不乏对繁重徭役的不满。对司马迁一家来说，能够免除徭役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负担，可以看出，司马家在当时的家庭条件相当于今天的小康水平。
年岁尚幼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常教他读书，仅10岁便能阅诵古奥难懂的《尚书》以及《左传》、《国语》等。汉武帝时，司马谈至京师担任太史令一职，司马迁没有随同前往，留在老家边读书边从事耕作放牧等农业活动。
年岁渐长，司马迁便离开家乡来到司马谈身边。从幼时起一直勤奋读书的司马迁，此时在学业上已有成绩，司马谈便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方法，让司马迁遍历名山大川，在广增见闻的同时访问采集古人之遗事旧闻。
于是二十岁的司马迁便从京师启程，游历天下。他南下渡江陵，溯沅水，窥九疑，而后北上长沙，至汨罗江凭吊屈原。又登庐山，转钱塘，实地感受大禹疏通九江之工程浩大，又往会稽探寻大禹住所。接着游姑苏五湖，渡江过淮阴至齐鲁地区，考察当地文化，观孔子之遗风。然后又顺沿秦汉风云变幻时英雄人物的故乡，经无数古战场，最后回转父亲身边。
这次游学对司马迁著《史记》有很大影响，对《史记》内容的纪实性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完成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不能离开各类文献资料的查阅，但也一定不能只从书本中提取，“尽信书不如无书”，在遍览史料之余通过实地考察对书本中的内容验证补充，是史书成功的必要条件。
司马迁便是如此，从幼及长，丰富的知识积累让他本就对历史上或名士或草芥的人生苦乐知之甚详，有自己的看法感受。但书本与实地是完全不同的，四处游学的经历不仅让司马迁的知识体系更加完整，也让他能够对那些逝去在历史巨浪中的人更设身处地，更感同身受。
父授遗命，结识古今贤士
汉武帝元封元年春天，武帝在泰山上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本应前往作礼仪官，却因病耽误，心情更加郁郁不得，病情便更加重了。司马迁奉命参加大典，往泰山途中见到性命垂危的父亲。
司马谈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看着司马迁语重心长，“我们祖先上古时期就已取得赫赫功名，今日怎能断送于此？你要好好继承祖先功业啊。我命不久矣，你会成为太史，一定记得接续编写我的论著啊！”又谈及混战之时史书多有散失残缺，而今汉朝兴盛，自己作为臣子不能记载，内心有愧。面对父亲的谆谆教诲，司马迁声泪俱下，铭记于心。父亲的托付便是支持司马迁在经历腐刑后坚持撰写《史记》的原因之一。
后来，司马迁至长安任职，结交不少名士，其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董仲舒与孔安国。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天人合一”、三纲五常等儒家理论的提出者，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人物。而孔安国是孔子之孙，是《尚书》的整理者，兼通古今文学。这就使司马迁在著《史记》时受儒家思想影响很大，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高度赞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说孔子的学问如同高山一样令人仰望，如同大路一样宽阔让人行走。表现出司马迁对孔子的尊崇。
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除儒家思想外，还有“发愤著书”的精神。据《孔子世家》载，孔子周游列国皆不能仕，尝困于陈、蔡，后孔子不再求仕，专注作《春秋》。他曾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也。”司马迁从孔子厄而作《春秋》的坚持中看到一代大师的诲人不倦，坚持不懈，在遭腐刑以后常用孔子著书鼓励自己。
遭受腐刑，完成使命
汉武帝天汉二年，汉朝与匈奴的冲突越发激烈，双方战火不止，纷争不休。武帝想派李陵为前线的贰师将军李广利运送军用物资。李陵不想让自己的军队仅做运输官，谢绝武帝后请命率五千步兵攻打匈奴单于之兵。然而行至浚稽山时意外遭遇匈奴，加上我方军士投降、路博德援兵不得等等不利因素，李陵之军受困，矢尽粮绝，最终投降匈奴。
武帝得知后，群臣愤怒，朝堂上下一片指责怒骂，声讨李陵之罪，唯有司马迁冒着激怒武帝的风险为李陵辩护，“李陵平时待人接物勤实恳切，此次战役敌众我寡，仅五千步兵便能与上万匈奴奋战至此，消耗上万兵力，李陵一定不是真心投降，我相信他仍有报国之心。”此时武帝虽有怪罪之心，但司马迁的说辞也有一番道理，并未大力处罚他。
然而，公孙敖未能迎回李陵，竟对武帝谗谤李陵为匈奴练兵！武帝本就因李陵投降震怒不已，一听到公孙敖的说法更是怒上心头，也未调查真实性就下令诛杀李陵全家。司马迁也因为李陵辩护被定为大不敬之罪，按照当时的法律是要斩首示众的。
无论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投敌都是背叛国家的行为，武帝的震怒情有可原。司马迁则是站在单纯同情李陵遭遇的角度为他辩护，《报任安书》中也提到两人此前并无交集，但司马迁的同情实际上与李陵投降无关，皆出于对李陵心情的理解。以撰写《史记》为己任的司马迁读过太多历史，看过太多人的苦难死劫，感受过太多可惜，太多眼泪，他的悲天悯人已到了覆盖全人类的境界。我想无论是李陵这种略略软弱之人，还是苏武之铮铮铁骨，司马迁的同情心都不会吝啬。
面对大辟之刑，慷慨赴死固然勇气可嘉，也会在历史上保一个大义的名节。但司马迁想到父亲临终之托，史书还没有完成，司马家还没有重新兴盛，这时候赴死无足轻重，就像牛身上掉了一根毛，就像微如蝼蚁之物的消亡，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踪迹，也不会有多少人记得司马家曾经的辉煌。
他安慰自己，文王被困在牢房里推理出《周易》；孔子被困在陈蔡，历经无数磨难仍未放弃而著《春秋》；屈原被谤，流放驱逐后才留下骚赋之祖《离骚》；左丘眼盲，才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下脚，才将兵法作出；吕不韦遭贬谪，《吕氏春秋》才得以现世；韩非在秦国被囚禁，才有《说难》、《孤愤》的产生。
也许是因为父亲的遗嘱，也许是自己心中的某种坚持，抑或为扬名于世，为宗族再兴，在那样一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最终选择受腐刑以留得卿卿性命。这个功业未成的人，背负着父亲一生的使命和理想，坦然受刑，毫无惧色。
司马迁的选择在当时人看来一定以他为贪生怕死之徒，为保全性命竟能受腐刑之辱。司马迁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会被世人理解，或许他面上表现得慷慨坦然，但他的内心比谁都煎熬，我们从《报任安书》中可窥见一斑。任安是司马迁好友，在司马迁写这封书信时他也即将遭刑，信中司马迁将自己身世、受刑、著书之事一一坦言，感人至深。
《史记》的传世也并非顺利，与此前史书全然不同的写法令这部巨著雪藏许久。直至司马迁之孙杨恽将《史记》献给汉宣帝，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
结语
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有多方面的因素，一开始是为了父亲遗命，但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某种意志，也许是补充残缺的史料，也许是让市井细民、刺客游侠皆能扬名历史。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多是悲剧性的，许多人身上都能看到司马迁的影子，《史记》的完成，也应当有司马迁欲借著书诉说自己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