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记》和《汉书》问世以后，特别是大一统中国的隋唐官方把这两部史书当成了中国正史典籍的楷模以降，如此，中国自西汉以降的所谓的“正史”，恐怕就已不是纯粹的历史典籍了，而是史学与文学混杂的“史文学”情况表达了。
那么，为什么《史记》和《汉书》会成为这样的“史文学”典籍体例呢？唐朝前期的史学家刘知几曾经接受了西汉扬雄对中国古典的体例及其功能作用的归类判断思想。
他也探索过这个问题，刘知几发挥扬雄的判断而认为，中国先秦时代，中国史书主要为《尚书》和《春秋》这两种著作体例，《尚书》是主要记载古代人物言论、政治事件的文集；《春秋》则主要是按照时间次序去记载和述说事件及其事理的作品，因此，《春秋》属于编年史学体例。相比之下，中国先秦时主要记述人物和人物言论的故事的稗史，则被称之为“小说家”。这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那么，刘知几以《春秋》的“历时明史实”标准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史记》等著作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刘知几认为，若是按照“历时明史实”的先秦《春秋》的标准看，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作的名称就是名不副实的，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楚汉春秋》等！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在其“天子本纪”章节中继承了古代《春秋》“历时明史实”的编年传统，但是，《史记》中东拉西扯、褒讳黜徙的“小说家”色彩则是过于浓郁了，其可能已经背离了春秋史学的历时记实事的标准了。
由此可见，至少在唐朝时期，史学家们就已经洞察到了《史记》、《汉书》所开辟的纪传体例的通史和断代史可能存在着当世作者不敢于直言当世史实故事的不得已问题，也就是司马迁和班固由于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现实干扰因素，他们不敢直言当时的历史事实。同时，由于司马迁和班固的个人素养更加接近稗史文学家，他们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往往是前后秩序颠倒和历史年月时间不明确，文学色彩过于浓郁，这就造成了两部史书的不清晰问题了。
虽然刘知几也认为编年史学体裁和纪传史学体裁是各有利弊，但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二体》中也引证了晋朝的史学家干宝对纪传体裁的史学模式的批评言论，刘知几说，按照干宝的观点，编年体裁的《春秋》不仅时间清晰，还以很少篇幅和文字清晰记载了历史事件，相比之下，《史记》、《汉书》等著作则因体例原因而存在着史实混淆不清问题。刘知几认为，虽然类似于东汉末期的荀悦等史学家著作了《汉纪》以去弥补《史记》、《汉书》的这种缺陷，但是，将一史分列为不同书籍，很容易造成因各书的散失而使得后人不得其所。
刘知几对南北朝时代和隋时编撰的晋史、《宋书》等杂糅进后世独立解说文辞的史著体例大加赞赏，他认为，这种体例可以解决纪传体例史著的历史事件、时间不清晰问题。刘知几的这个史学观点，可能就是唐开元以降的三家注《史记》始流行中国的直接原因，也是唐宋以降的其它所谓的正史典籍往往都后配以有注释文辞的原因。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通过刘知几以上的剖析，今人也应该明确知道，三家注《史记》等注释性的史学典籍，是后世修补性的不得已史典。
所以，后人万万不能在读者中去推广去除了古人修补疏解文字的“白文本”史著，否则，其“史书”必然误导读者！非常遗憾的是，现今的中国，这样的完全没有注释文字的“白文本”的“二十六史著”，几乎到了遍地皆是的地步了！这，也是现今中国既是史学大国，而全民的史学修养又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干宝和刘知几等人对《史记》和《汉书》纪传史学体裁的批评，还是很中肯的。
因为，今人阅读司马迁和班固等人开创的所谓的一系列“正史”，不时会有读者对其中的时间、人物及其事件前后顺序的关系混淆不清问题。同时，《史记》、《汉书》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许多位卑才高的重要历史人物，这两部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人物，几乎全部都是当时身处于中央政府中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和才子佳人，甚至连郡守这样的二千石地方高官都难以进入《汉书》，一部《汉书》所记载的郡守一级以下的历史人物，恐不超过十余人。
至于那些当时位低则历史业绩重大的人物，比如创造了日后重大影响作用了中国的《太初历》的落下闳、唐都、邓平等天文历数学家们，比如日后重大影响作用了中国思想文化格局的蜀地思想家严君平，比如汉武帝太始年间修建了关中白公渠水利工程的“赵中大夫白公”和其一帮建设者们，比如修建了日后重大影响作用了中国土木建筑格局的汉初未央宫的建筑者们，比如消灭了夜郎国且将如今的四川西南部，贵州、云南全境和广西、湖南部分地区彻底纳入大中国版图的蜀人将军陈立等人。
比如著作了日后重大影响作用了中国医学、哲学、养生学的《黄帝内经》作者和其一帮医学养生学家们，在《汉书》中都没有专门传记，或者只是简略地提及了他们几句而已。如此，这就在客观上给予后人造成了一种历史假象，好像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身处于中央统治地位的极少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那些知名英雄豪杰们叱咤政治风云的历史，而那些对当时历史时代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地方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教师、艺人、农民、医生、工匠、商贾、抵抗侵略的普通战士等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事迹，则几乎不见史书记载，或者被记载得非常简单粗略。
这样的着重描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和才子佳人的历史典籍模式，所造成的历史社会文化后果，一是使得中国朝野从此开始流行官权崇拜和名人崇拜的习俗，二是使得中国朝野客观上形成了“人治”文化氛围，使得许多中国人不知不觉地以为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英雄豪杰们在创造着中国历史。
这种无视平凡事业和平凡人而崇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的不良史学观，再加之文学艺术对其价值观的扩张和煽情，又间接孕育出了一些中国人好面子名分和敬畏官权、强权、名人的文化习惯，使得不少中国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也能做人上人且能被万众簇拥、尊敬、欢呼的文学般的人生理想中，他们的人格和人生态度也因此距离求真务实越来越远。
前面说了，正经的史书，应该如实记载那些虽然长期不能被确证，但却又与自己国家民族历史直接相关的神话、传说，就如中国史书应该如实记载三皇五帝、夏王朝和大禹故事的那样。但是，对于真实不虚的历史人物和具休史实事件，史家却应该实事求是，不宜加以神话和玄虚的描写。这就犹如近人梁启超讥讽中国古史往往是“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的“相斫书”也。”（《梁启超文选·中国之旧史学》）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著中的这种夹杂神仙、玄虚之说的批评，虽然语言尖刻，却也是事实！而纵观这样的“相斫书”的中国史学著作源流，却与《史记》、《汉书》这两部中国“半文半史”的史著模式，是直接相关的。《汉书》记载汉武帝和其母亲王太后的事迹时则说：“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汉书·孝景王皇后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最早批评《史记》、《汉书》等史书有不实的神仙、玄虚之说的人，并非近人梁启超，而是西汉时代的扬雄和晋朝的葛洪！扬雄痛感自汉武帝以降的西汉中后期的一大批学者喜好神仙之术。同时，晋朝的养生学家、史学家葛洪也继承了扬雄思想，他严厉批评了那些将玄虚的神仙传说与史学混杂在一起的史学现象。葛洪所说的“子长不能与日月并明，而扬雄称之为实录”，是他借扬雄对《史记》的批评言论而指意的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收录进了许多社会上出于名利场需要的不实之说，葛洪同时批评了司马迁的《史记》是“不能与日月并明”的著作。
这里，葛洪还特别赞许了孔子分别编撰《五经》，而不是将诗、书、易、春秋等著述混淆一体的学术方法。由此可见，后人均以为养生学家大多是喜好言论神仙的，但从中国养生学祖师之一的葛洪的史学价值观看，真正的中国养生学家，是不论说神仙等不实之事的，他们往往将史实和民间传说及其出于名利场需要的神仙谣传，是区分得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