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盘点一年来的读书账单，自我感觉不算太堕落。年我读了近二十本书，都是文史类的，有文言有白话，内容涵盖古今中外，有些书读了二到三遍。这些书让我沉静下来，淡然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难心事、烦心事。
特别值得说说的是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下称《苏传》）、朱刚的《苏轼十讲》这两本书。
李一冰是台湾学者，在大陆和台湾本土都没有什么名气，该书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了八年，年在台湾出版，年李一冰离世。手头这本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出版的《苏传》在大陆是第三次出版，算不得新传。
《苏传》不一般之处就是它的非功利性，不为赚稿酬，也不为评职称。李一冰将自身的辛酸与屈辱遭遇融入了全书，可以说这本书是李一冰个人的《史记》和《离骚》，他是借苏东坡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李一冰原是台湾某机构的一名小吏，在一起招标舞弊案中给上司当了“背锅侠”，蹲了四年大狱。他想到了宋朝的苏轼因为写诗得罪了主张变法的“新党”，在御史台监狱受审的“乌台诗案”，李一冰觉得苏轼是北宋朝新旧党争的“替罪羊”，他本人也是无辜的牺牲品，冥冥中他们成为跨越时空的难友。
李一冰五十六岁入狱，在狱中四年读了苏轼的两千多首诗，据他的幼子李雍讲，他能记住其中的三分之二，以近花甲的年龄能如此博闻强记，如果不是用情之深之专，是万难办到的。
我读《苏传》时也感觉到，李一冰对苏轼太熟悉了，他熟知苏轼就像知道苏家有哪些物品，分别放在什么地方，书中引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诗、文是我这个读过汉语言文学专业且以“苏粉”自居者闻所未闻。他给苏轼立传崇尚实证，无一事无来历。怪不得本书的编者说大陆某余姓文化学者盛赞李一冰，因为李一冰，余氏不必大费周章地考证，写出来的散文看起来有学术基础。
《苏轼十讲》脱胎于复旦大学朱刚教授给学生开“苏轼精读”课的讲稿，作为生活优渥的超一流高校的学者，朱刚只是把苏轼当成他的一个研究对象，没有掺杂太多的个人情感，心平气和、客观理性。
如李一冰认为苏轼一生大都遭遇霉运，很无辜，但读朱刚的书后我感到真相未必如此。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古今皆然。谈到“乌台诗案”，朱刚指出苏轼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与王安石的“新党”持不同政见，苏诗中有些很明显是讽刺王安石的新法，如《山村》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从字面上显然能看出是讽刺老百姓没有把青苗钱用于生产，而是拿到城中消费享乐，连农家子弟也学到了城里人说话的腔调。又如“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良无盐。”是抱怨新法绝对禁止贩卖私盐，山中老人没有粮食没有盐，只好采笋蕨充饥。这些不加遮掩的诗句至少证明苏轼对新法有牢骚和不满是“证据确凿”，在御史台审讯时苏轼也承认了这一事实。苏轼在徐州、杭州任职期间对新法也是持抵触态度。元祐年间苏轼得势在朝中任中书舍人时代皇帝起草了贬谪“新党”官员吕惠卿的制书，说吕“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吕氏在苏轼眼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小人，这是苏轼平生骂人最厉害的一篇文字。且欧阳修去世后，苏轼以他的不世出的才气和成就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苏轼、苏辙兄弟及“苏门四学士”的影响力让“新党”不敢小视。拉了这么多仇恨且身处党争C位的苏轼自然成了“新党”最想清算的对象，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苏轼的厄运具有必然性。但在李一冰的《苏传》中，虽然也提到上述问题，但只是一笔带过，可以说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立论有差异。
读这两本书的同时，我还把朱刚教授的老师王水照先生选注的《苏轼选集》所收的诗、词、文通读了一遍，通过读原著，更能感受作者的脉动和温度。以我的阅读感受，苏轼在朝为官时所写的诗大都是应酬之作，读起来很费劲，远不如他在地方任职尤其是被贬谪时期的作品，苏轼的名作如《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月》、《念奴娇.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都是在密州、杭州、黄州任地方官时的有感而发之作。我猜测，没有黄州和海南岛的贬谪经历，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难有一席之地。
个中缘由并不复杂，生活遭遇困顿时，苏轼的生活中不再有美酒佳人，连维持起码的生计都困难，更能深切感受到民生之艰和人生之不易，是苦难成就了苏轼。李一冰说苏轼一生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刺地之中，胸臆中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朱刚则认为因为被贬到黄州，苏轼进入了孔子的道德境界；被贬到海南，生命中有最壮丽的奇遇，达到了天地境界。两位学者是真的懂苏轼。
牢狱之灾是李一冰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痛，同时也应看到，假如没有无妄之灾，极有可能没有李一冰这部历经四十年依然耐读的上乘之作，化用清人赵翼的两句诗，可谓“作者不幸读者幸，文到沧桑句便工。”这就是创作的逻辑，尽管它让人遗憾与无奈！
原标题：《『淮法书香』盘点年的读书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