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专业考研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难跨过的“坎”，但又是一个可以逐梦的机会。对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教授来说，他的跨专业考研却是“无奈为之”。原本就读于外语系的他跨考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又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这段经历他是如何度过的？他又是如何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让自己的论文答辩获得了程千帆、钱仲联等先生全票通过的呢？
青年莫砺锋（年，钟山）
这段读书生涯，莫砺锋教授经历了重重压力，却是他人生最难忘的一个片段。今天分享莫砺锋教授所写的这段回忆，希望其中的读书经验能给正在备考的学子们带来一些帮助。
年春天，年近而立的我走进了安徽大学的校园，在外语系英语专业就读。当了十年的农民，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我不但在基础英语等专业课上认真听讲，而且在课外大读《英美概况》《英国史》一类的书。没想到才读到大二第一学期，我的平静心态就被考研的事情打乱了。听说兄弟班级有几个同学要提前考研，我班的同学也撺掇我去试试。我本来绝无此念，可是风闻研究生每个月有35元助学金，比我当时领到的每月18元正好多一倍，这真让囊中羞涩的我怦然心动。我鼓起勇气到省教育厅去查看江南地区各所大学的研究生招生目录。没想到各校英美文学专业的考试科目中都有“第二外语”这一门，而安大外语系的二外却要到三年级才开设。我只好在其它专业中物色对象，最终确定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唐宋诗歌”专业。
年6月2日，我走进了设在合肥二中的考场。南大的试卷相当合我的胃口：古代汉语中分量最重的一道题是把几段白话文译成文言文，那几个答案都出于《左传》《孟子》等书，而且刚巧都是我曾背诵过的段落。于是我的古代汉语得了98分，比英语的96分还要高。专业课试卷中有一道题是写一首格律诗，刚巧我在农村穷极无聊时曾自学过平平仄仄，于是当场写了一首七绝（本想写七律的，但是中间两联怎么都凑不好，只好仅留首尾变成七绝），虽是恶诗，毕竟没交白卷。就这样，我考上了南大的研究生。当年9月，我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导师程千帆先生。
我能遇到程先生，真是三生有缘！当年程先生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他前去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很贵，而中文系的学费却相当低廉，于是家境清寒的他临时改上中文系。而我在高中时也是一心想当工程师，遭遇了“文革”才弃理从文。更有意思的是，程先生曾在农村放牛饲鸡十八载，而我也在陇亩度过了十年青春。于是当程先生说玄武湖边的一块草地够五头牛吃一天时，我从心底里觉得那是内行话。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刚直不阿的品性使我深感钦佩。我与同窗徐有富、张三夕第一次到程先生家去见他，先生说今年共有四十多人报考他的研究生，许多考生事先写信来联系，还寄文章或读书笔记来请教，甚至有人带了礼物上门求见，可是我们三人连一封信也没给他写过，我以为这下要被责怪了，没想到先生微笑起来，说：“这很好！”我现在也不欢迎考生事先前来联络，便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
程千帆先生指导学生莫砺锋读书
能跟随程先生读研，当然是人生的福分。但说实话，那也是相当辛苦的。尤其是我，一开学就感到汲深绠短，左支右绌。徐有富师兄是“文革”前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张三夕师弟则已在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完了本科，他们的基础都比我好。只有我从未在中文系读过一天书。虽然苏州中学的语文老师给我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我在农村时也曾把几本唐诗宋词的选本读得滚瓜烂熟，但那离专业的要求毕竟是天差地别。还好，我被学校里批准免修英语，于是我一头扎进李白、杜甫的古典世界，埋头苦读。程先生亲自为我们开设了两门课程，一门是校雠学，另一门是杜诗研究。他老人家亲自登台讲课，可容四五十人的教室人满为患，听众中有南大和南师的研究生，也有两校的中青年教师。但这两门课其实是程先生专为我们三人开设的，所以我们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当然，我们除了听讲还要录音，以便课后整理讲稿。皇皇四册的《校雠广义》便是以当年的记录稿为蓝本的。那年头的录音机体积巨大，还得用接线板从墙上接通电源，第一排课桌的中间部分便属我们专用，即使我们较迟走进教室，也绝对无人抢占。没课的日子里，我们都习惯在宿舍里看书。我与张三夕同住一个房间，宿舍里连风扇都没有，更不用说空调。夏天挥汗如雨，冬天缩头袖手，便是我们经常的姿态。我们唯一的运动项目是晚饭后的散步，在校园内外走上二三十分钟。至于娱乐，只是偶尔看一场电影。那时新片不多，电影票也不好买，看电影常是全班的集体活动。
时光迅速，年底，我们便毕业了。此时学位制度已经建立，我们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紧接着南大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南大共有20多位博士生导师，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认定资格的老教授。学校里考虑到这是首次培养博士生，不可草草，于是挑选了10位导师，每人从刚毕业的硕士生中试招一人，程先生便在这份导师名单中。年初，我成为全系惟一的博士生。直到年我毕业以后，系里才开始招收第二批博士生。于是在那三年里，我便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开始攻博以后，程先生为我设计了一份培养规划。他认为不必为我一人专门开课，于是所有的课程都采取专书研读的方式。程先生开列的必读书目如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程先生向我解释过确定这份书单的理由：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但是要想具备研究唐宋文学的功底，就必须对先唐典籍下一番功夫。况且博士生在读期间必须在学业上打好坚实的基础，撰写学位论文仅仅是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我根据这份书单埋头苦读起来。程先生觉得由他一人来指导我还嫌不够，就聘请了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做他的助手，四人一起来向我“施加友善的压力”（这是程先生的原话）。说实话，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我被压得九死一生，年夏天写完学位论文初稿后便发了几天高烧。不过我至今仍然深切地怀念那段岁月，仍然由衷地感谢四位老师对我所施加的压力。正是这种压力把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文学博士。
我研读典籍时没有偷懒，因为我明白必须乘此机会进行一番“恶补”。我尽可能选择重要的版本来读，例如《诗经》，我既读了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又读了朱熹的《诗集传》。又如《楚辞》，我通读了王逸、洪兴祖和朱熹的三种注本。《史记》则以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主，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为辅。程先生要求我每读毕一书都要上交读书笔记给老师批阅，我至今保存着几册读书笔记，比如关于《史记》的一本笔记本上，我写了一百条读书札记。负责批阅的老师是郭维森先生，他几乎在每一条札记后都写了批语，是用铅笔写的蝇头小楷。其后程先生又用红色圆珠笔增添了几条批语。郭先生的批语语气都很温和，与程先生批语的凌厉直截相映成趣。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如今它已成为我用来教导刚入学的博士生的“革命历史文物”。有几本典籍的读书笔记采取了单篇论文的性质，其中如《从文选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看萧统的文学思想》《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与左传的异同》《朱熹楚辞学略说》《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等，后来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莫砺锋教授
我从自身的经历中真切地体会到研读典籍对于博士生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但提高了我的学养，而且有助于我的论文选题。当我阅读朱熹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后，便对朱子的文学修养深感钦佩。趁热打铁，我又读了朱子的《韩文考异》《朱文公文集》以及《朱子语类》。读完以后，选题的思路便油然而生：朱子虽是理学宗师，但他对文学是如此热爱，又是如此内行。他不但擅长诗文写作，而且常常与弟子谈论文学，时有真知灼见。他在三部文学典籍的注释、校勘上花费的心血，丝毫不输于“四书”等儒学经典。可是迄今为止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要么不见朱子的身影，要么就说他轻视文学、排斥文学，这好像不符合事实。于是我向程先生提出以《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为学位论文的题目。程先生一听也非常赞成，但指示我必须查清学界是否已有相关论著发表。那时还没有电子检索的手段，我就跑进图书馆拼命翻阅各种书目以及新老刊物。最后，因从报上得知钱穆先生刚在台湾出版了一部长达多页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而那时海峡两岸互相隔绝，我根本不可能及时读到台湾的出版物，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放弃了这个题目。其实在年初的学术背景下，那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论文选题！
经过一千天的苦读，我终于完成了博士生阶段的学习任务。系里把我的学位论文《江西诗派研究》寄送朱东润先生、林庚先生、萧涤非先生、王起先生、孙望先生、金启华先生、顾易生先生予以审阅。他们在评语中都对我鼓励有加。年10月22日，系里为我举办了隆重的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的阵容堪称豪华，九位委员中有三人是南大的老师：程先生、管雄先生和周勋初先生。其余六人来自校外：钱仲联先生、唐圭璋先生、徐中玉先生、霍松林先生、傅璇琮先生和舒芜先生。德高望重的钱老担任主席。到场旁听的中文系师生和来宾有二三百人。江苏电视台和南京电视台都派人到现场来录像。经过长达3小时的答辩，钱老当众宣布我的论文答辩全票通过。第二天晚上，央视的《新闻联播》转播了昨天江苏台关于答辩会的新闻。我的读研生涯便这样画上了句号。
三十年光阴雷奔电掣，如今程先生和郭维森先生都已不在人世，依然健在的周勋初先生和吴新雷先生已臻耄耋之年，我本人也已两鬓苍苍。回首当年的读研生涯，依然清晰而且亲切。当年在南园宿舍里埋头苦读的情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读研生涯，真是人生最难忘的一个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