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被称为《史记》三家注之一。裴骃注在集结前人《史记》注释成果的基础上，引经据典、钩深探赜、考辨幽微、触类旁通并兼下己意，将《史记》注释推上高峰,为后人进一步解读研究《史记》提供了丰富资料。原典纪书局（孔夫子旧书网店铺）此次推出的《史记集解》卷，存卷79，司马迁撰，裴骃注，日本镰仓长卷写本为底本。
《史记集解》是由南朝宋裴骃著。裴骃，字龙驹，河东人，出身于著名世家大族，其父乃著名史学家、史注家、《三国志注》之作者裴松之。据《宋书》记载：“上使注陈寿《三国志》， 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 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年，既然父亲裴松之注释《三国志》，取得了辉煌成就，那么裴骃注解《史记》亦是情理中事。
《史记集解》的问世，除家学之风的影响外，也离不开特殊的时代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 儒学失去两汉独尊的地位，经学急剧衰微， 学、玄学、艺术得以发展，尤其是史学，更是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并得以蓬勃发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两晋六朝， 百学无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读《隋书·经籍志》及清代丁国钧之《补晋书·艺文志》可见也。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有晋为全盛时代。”史学的兴盛，使《史记》愈加受到人们的推崇。
原典纪书局此次推出裴骃的《史记集解》，此本已经成为后世研读《史记》不可或缺的范本， 唐代张守节在其《史记正义序》中借班固评《史记》的话，说其“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 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张守节给予裴骃高度赞扬。朱东润先生也曾经在《裴骃史记集解说例》中提到：“今所传《史记》注本之最古者，独有裴骃《集解》，其后刘伯庄、司马贞、张守节诸家训释《史记》，兼为《集解》下注， 此则比毛传、郑笺，同为不刊之作矣。”由此可见，《史记集解》是裴骃继裴松之注《三国志》后的又一史籍注释力作。
在《史记》的相关研究中，日本学者显示了很高的水平。在《史记》版本著录方面，新的版本不断被认识和利用。日本东洋文库于年刊印的《东洋文库朝鲜本分类目录》，不仅著录了朝鲜刊刻的汉籍，还附有越南所刊汉籍目录；两书都记载《史记》版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先生著作《史记会注考证》,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汇集《史记》诸家注释的力作，同时也涉及了大量《史记》版本的内容。如他提到了日本公私机构所藏《史记》古钞本14种，还提及了其他的日藏《史记》刻本，其范围基本包括了《史记》的主要版本。
在资料方面,日本各大学图书馆特别注意编撰馆藏“和汉书籍”书目，其中汉籍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书目,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日本各大学馆汉籍及《史记》版本的收藏情况，为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另外，正如上面已经提到，二、三十年代日本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史记》古钞本，为《史记》版本研究准备了良好的资料条件。如寺冈龙含先生年著《史记三家注合刻创始时代考》对《史记》三家注本的形成及各版本的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原典纪书局此次推出的《史记集解》便以镰仓写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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