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编年体史”。
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价值极高。
但有意思的是，关于刺客豫让的记载，为啥它又和《史记》有三处不一样？
《资质通鉴》记载，智瑶被赵襄子所杀，豫让作为智瑶的家臣，执意要刺杀赵襄子，在第一次刺杀赵襄子失败后被抓，但赵襄子佩服他的义士之举，把他放了。
豫让还是没有放弃，为了再次接近和刺杀赵襄子，豫让不惜毁容，吞炭哑了自己的嗓子，连他妻子都无法认出他，最后，他一个朋友认出了他，流着泪问豫让：“以你的才干，投奔赵襄子，一定能得到宠幸，那时候你接近和刺杀赵襄子，不是更容易吗？为什么走这条痛苦的道路呢？
这时，豫让说了一段经典的话：“我如果投靠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是不义之举，我现在这种做法，确实困难。但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后世为人臣，而心怀二心的人感到羞愧。”好一个忠君的义士，让人唏嘘感动。
在豫让看来，行刺过程最为重要，因为能为后世表率出何为忠君，能不能刺杀成功，反而稍显次要。
豫让在第二次藏在桥下，准备刺杀赵襄时，真是运气还是太差。赵襄子过桥时，马突然受惊，豫让被发现，而后被杀。
这就是《资治通鉴》的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
豫让第二次刺杀赵襄子，有一段与赵襄子的对话被《资治通鉴》删减赵襄子问豫让：“你以前侍奉范家，后转头中行家做家臣，范家和中行家都是被智瑶消灭的，你不但不为你当时的主君们报仇，反而又投奔智瑶做家臣，现在智瑶被我所杀，你为什么偏偏向我复仇，而且如此殚精竭虑呢？
豫让又说了一段经典的话：”我侍奉范式、中行氏时，他们待我就像普通人，我当然向一般人对待他，可是智瑶不一样，他把我当作国士栋梁看待，我自然就要像国士那样去报答他。”
《资治通鉴》记录豫让是被杀，而《史记》记录是自杀赵襄子虽被其感动，但这次不准备放过他了，豫让说：“能否让我刺你衣服几下，死了也甘心了。”赵襄子答应了，于是按照《史记》中的记载，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拔出宝剑，如刺客侠士，多次跳跃，在空中击刺衣服。随后豫让大呼：”我已报答智瑶九泉之下了“随后用剑自杀。
好一个侠士风范义士的故事，感人肺腑。
《资治通鉴》删除智瑶被灭，豫让逃到山中时说的话智瑶被灭，头骨被赵襄子做成饮酒器具，豫让逃到山中，说了一句话，司马光把它删除，那句著名的话是”士为知己着死，女为说（悦）己者容“，好男儿可以为知己者去死，好女子应该为欣赏自己的人梳妆打扮。
大家在都知道《史记》记录在前，《资治通鉴》修书在后，司马光在不肯能没有看过《史记》，为什么在记录同一件事，有三处不同呢？司马光这么粗心？
司马光是不敢写，也不想写，他是特意删减和做一些故事上的变动。
司马光所在的时代是北宋，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礼乐崩坏的日子结束了，但是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观还是有点混乱，于是宋朝用儒家治国，思想的拨乱反正很有必要。
那么，儒家系统有什么重要思想吗？一是地位不同，礼数不同，人和人天生是不平等的，司马光提倡的就是地位决定思想，不能破话礼数。提倡忠君，不能提倡侍奉二主，提倡君主可以对不起臣子，但臣子不可以对不起君主，更不能挑战君主的权威。
这就是为什么司马光必须要删掉豫让第二次和赵襄子的对话，司马光需要塑造豫让的忠君形象，就不能有豫让曾经侍奉其他人的经过。
因为《史记》里，豫让和赵襄子的对话，显示了君主和臣子一定程度上，有对等的关系。智瑶对待豫让如国士，所以豫让对智瑶同等的忠诚，反之，范式、中行氏对待豫让一般，所以豫让对待他们也一般。史记里那句”士为知己着死，女为说（悦）己者容“，更是很明白的显示了，臣子和君主那种弱势的对等关系。
这在司马光看来，简直大逆不道，即使君主对不起你，你也不能背叛君主，所以这段记载，必须要删除。
至于剩下的一个细节，就是豫让刺衣服和自杀的记载，也被删除或者改动，原因也是一样，在重礼的社会里，臣子或者下人刺君王的衣服，多少有些不合适，不提倡侠士精神，像侠士一样自杀，不如被君主所杀更合适，前者体现侠士精神，后者体现君主的权利和地位。
那司马迁为什么可以记录这些事迹呢？因为汉朝的时代背景和宋朝不同，虽然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实际上却是外儒内法，在汉武帝时，尤为明显，所以司马迁并没有那么多顾虑，在战国和秦朝时代的那种侠客精神，多少影响有到司马迁。
偏差虽然有，但《资治通鉴》作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仍然非常值得我们阅读和学习。只是我们需要时刻记着，《资治通鉴》也是一部政治史，事实和史书还是有些区别的，欣赏内容时，多想想《资治通鉴》的时代背景和文化
——材料来自《资治通鉴》《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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