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中国本土综合的文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建构于西汉中后期，自两汉之交开始逐渐流行起来。司马迁《史记》（原名《太史公》）的创作和流传，与“文章”概念的建构和流行颇有关系。《太史公》的创作，渊源于古“史记”，继承并弘扬孔子作《春秋》的典范，也受到战国至西汉前期流行的诸子学文化的启示。此书问世以后，作为笔墨“文章”的代表作流传数百年，另外，又成为魏晋时期目录学系统之中“史部”崛起的引领者。东晋至南北朝隋唐时期，《史记》与日益唯美化的“文章”概念的关系渐行渐远，逐渐成为性质比较单纯的史书。
“文章”观念《太史公》书论目录学“史部”
吴光兴，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光兴教授
目次
一、释《汉书》中的“文章司马迁”
二、“史记”—《春秋》—《太史公》
三、“书”“记”“书论”与史部的崛起
四、史书在“文章”世界的边缘化
中国本土的文学概念之中，“文章”是个综合的大名，涵盖极其广泛。这一“文章”名称，最初建构、流行于两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原名《太史公》）一度是“文章”大名之下的典范代表。研究中国文学观念史，《史记》与“文章”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魏晋目录学史上的“四部”图书分类体系的建立，也与《太史公》一书崛起的学术背景息息相关，《太史公》在当时学术系统里的离合归属，又成为中国史学史的重要问题。本文以考察“文章”名称的用例用法史为主要线索，辅以史“书”等名称的名义辩证，围绕《太史公》的写作与流行这一焦点，试对相关文学观念史、史学史问题进行廓清与论述。
一、释《汉书》中的“文章司马迁”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列数西汉武帝、宣帝两朝得人之盛，是《汉书》的著名篇章，被选入萧统《文选》，本节的选题也出自这段话，兹具引于下：
赞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丙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汉朝甫定之后，“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达四十年。公元前2世纪中期，汉武帝在位（前年一前87年），广开才路，文武人才辈出。赞文列举儒雅、笃行、质直、推贤、定令、文章、滑稽、应对、历数、协律、运筹、奉使、将率、受遗共十四个系列的代表人物，其六“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连带赞述汉宣帝时代（前74年至前49年）的名臣代表，列举儒术、文章、将相、治民四个系列，其二“刘向、王褒以文章显”。这两个赞述系列当中，“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与“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二品题可以互相参证。
上述司马迁、司马相如、刘向、王褒四位汉武帝、宣帝时代的“文章”代表人物之中，司马迁著《史记》，司马相如为汉“辞赋之宗”；刘向，《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刘向赋三十三篇”；王褒，《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王褒赋十六篇。”按文释义：文，文字；章，篇什；“文章”也者，连缀文字、成就篇章是也，即文字著述之义。“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与“刘向、王褒以文章显”二句，表彰汉武帝、宣帝时代士大夫案头文字著述方面取得的高度成就。“文章则司马迁”这一品题，硬译的话，意为“文章人才有司马迁……”。司马迁的成就以《史记》为代表，可见《史记》这部具有开山地位的“史书”，在前揭《汉书》论赞代表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中，与辞赋、子书等一起，是被归类在“文章”大名之下的。
进一步考索，又可见在班固（32年至92年）的时代，“文章”是个热词，非常流行。与班固同时的王充著《论衡》，也以“文章”称许司马迁：“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按：刘向字子政）、扬子云（按：扬雄字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而以“文章”一词为广义著述，与“书”为同义词，这一用法与刘向、刘歆、扬雄颇为一致，而三人处于自班固、王充的时代上溯一百五十年，大约西汉宣帝、元帝之交的时期。《汉书·艺文志》“因人成事”，实取刘歆《七略》删减而成，则《汉书·艺文志》的文字渊源于刘歆，而《七略》以刘向《别录》为基础，因而也与刘向的用语一致。《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诗》.....《易》.....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秦朝“焚书”，称为“燔灭文章”，足证“文章”为“书（籍）”之同义词。
“文章”“书”，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是笔、墨合作的产品。《汉书·扬雄传》叙述扬雄作为汉成帝的侍从之臣，元延三年（前10年）随驾前往长杨游猎，曰：
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汉书·扬雄传》取扬雄《自序》成篇，此处叙述即出扬雄本人之手，将辞赋创作称为“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日本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此处“笔墨”“文章”等关键字眼及其所反映的辞赋创作演变现象，即辞赋之由诵读的文学变成书面的文学，扬雄作赋对此显示出清楚的自觉意识。“扬雄《长杨赋》虚构的主客，不是，‘子虚’，和‘乌有先生’，而是‘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因为是用笔墨写成的文章。可见当时作赋，通常以笔墨写成。”辞赋是笔墨写成的，司马迁《太史公》（《史记》原名）也是笔墨写成的，因而可以并列于笔墨“文章”之林。“文章司马迁”这样的表述，通行于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王充等的话语体系之中。
近人余嘉锡从古籍史的角度，指出西汉中叶士大夫开始形成以著述传世的方式寻求千古留名的新志向，“周、秦诸子，以从游之众，传授之久，故其书往往出于后人追叙，而自作之文，乃不能甚多。汉初风气，尚未大变。至中叶以后，著作之文儒，弟子门徒，不见一人，凡所述作，无不躬著竹帛”。余氏举东方朔、扬雄等为证。其实，以“文章”传名后世，司马迁也是同样的典型。
总之，公元一、二世纪流行的“文章司马迁”品题，提醒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