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司马迁所著；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一致的看法。但是，历史事实是，今人所看到的《史记》本中所存在的后人补编情况，是非常明显的，这也为隋唐以后的史家们所清楚。无论是金陵本《史记》，还是其它所谓的宋版《史记》，在《史记·司马相如传》的“太史公曰”中，都有扬雄的名字。扬雄是前53年才出生的人，司马迁则死于前90年左右。由此可见，这个补编印痕，就太明显了。笔者认为，这段补编，很可能是西汉末期的扬雄在作《续太史公书》时，他自己加进去的文学评论文字。
后来的续作《太史公书》者，比如东汉前期的史家班彪和史家杨终等人，都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之所以向后人遗留下如此明显的错讹，不排除是他们以“春秋笔法”故意在向后人暗示扬雄曾经接续过司马迁的《太史公书》的历史事实。因为，当时能够有如此高的文学修养去评论司马相如和《大雅》、《小雅》、《诗经》等文字的人，除开扬雄，还真是没有其他人了。况且，《史通》等史书也明确记载，扬雄生前的确是补续过《太史公书》的。
更为明显的是，《史记·张丞相列传》中，还出现了“田千秋、韦贤、韦玄成、魏相、邴吉、黄霸、匡衡”等司马迁死亡多年之后的丞相事迹，居然还在该列传后的“太史公曰”中出现了对司马迁死亡几十年以后才出任丞相的韦玄成、匡衡及其御史大夫郑宏的评论文字。司马迁死亡的前90年左右，汉武帝还没有托孤，汉武帝是前87年的二月才策立的刘弗陵为太子，而且，“昭帝”这个说法，都是刘弗陵死亡之后的皇帝谥号了。这种后人补编《史记》的痕迹，都是很明显的。
《史记》中这样的后人补编“错讹”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说明，现今人们看到的《史记》，的确不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原本了，其应该是司马迁死亡以降的前90年至唐朝司马贞等人再次整编《史记》时的八百余年之间的多人补编的成果，其中，尤其是西汉后期的补编印痕最多。补编量最大的，应该是以上所说的东汉前期的成都人杨终。而且，一些补编者甚至还假托了“太史公曰”这样的说法。
司马迁不是现今我们所看到的《史记》的唯一作者，这，不仅仅在《史记》的“三家注”中有大量的提示，笔者上面的分析和论证，也是一种证明。今人应该注意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与今人所看到的《史记》之间的重大区别所在，我们只能说，今人看到的《史记》的基本作者是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兵权，即律书也。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今律书亦略言兵也。”由此可知，今人看到的《史记·律书》应该是后人褚少孙所补编。
以上“三家注”案说《史记》的“景纪取班书补之”，由此可见，《史记》重新编辑的时候，有的章节的确是取材于《汉书》中的资料了。前面说了，魏晋时代，当时流行世面的《史记》中都还没有“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所以，可以确定，即使后人将“元成之闲，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的“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从《汉书》中补编进《史记》，也应该是在魏晋以降了。所以，我们只能说褚少孙单独著作了“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但不能说褚少孙在西汉后期就已经把这两本纪直接补编进了《太史公书》了。
西汉后期，一部《太史公书》的残篇散落于民间，一部《太史公书》被封闭在朝廷馆藏之中，再加之西汉后期的朝廷都还在禁止《太史公书》流行，褚少孙所著的“景本纪，孝武本纪”该如何加入进《太史公书》呢？这就是说，这两部本纪也是先收录在《汉书》之中，南北朝或者唐朝时代，甚至宋朝时代，才有人又将褚少孙所著的两部本纪补编进后人所说的《史记》的。为什么我们后人所看到的《史记》的一些章节和文段很可能取材于《汉书》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收藏于西汉王朝朝廷图书馆中的《太史公书》已明确史载被毁亡于新莽时期的战乱之中，所以，东汉前期重新整编《太史公书》时，杨终等人所收集的《太史公书》资料，那就应该是司马迁外孙杨恽传播于民间的残本了；二是因为《太史公书》原本有52万6千5百字，这在没有纸张的年代，其传播非常困难，所以，即使汉宣帝时代的司马迁外孙杨恽私传于世的《太史公书》，也只可能是残本。
三是扬雄作为西汉末期整理《太史公书》的史官，他可能在朝廷图书馆中摘录了当时还未被战火焚毁的藏于京师中的副本《太史公书》的原本资料，同时，他又收集了大量连司马迁也没有记载进《太史公书》的其它“史记（泛指一切史料）”资料，扬雄事后又可能将这些资料遗留给了班彪；这样，东汉初期班固在接续父亲班彪治《汉书》时，《汉书》的原始史料，可能就比当时残本的《太史公书》更加丰富翔实了。因此，后人在重新编撰《史记》时，就很自然会取材于《汉书》去补编东汉初期只有十万言的《太史公书》了。
这就是为什么今人阅读《史记》和《汉书》时，会发现许多章节、章句雷同的缘故！只是，极少有人会想到，历史事实是，不是《汉书》大量采摘了《史记》，而应该是后世的《史记》大量采摘了《汉书》而已！正因为《史记》的一些章节和文段很可能取材于《汉书》，所以，今人只要仔细阅读《史记》，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即，《史记》中所反映的司马迁的历史价值观，是混杂不清楚的，时而道家，时而儒家。其实，司马迁在世时候，他不可能是儒家的思想价值观。
汉武帝时代，儒家文化还没有走红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况且，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明确坚持的道家历史价值观，继承父业的司马迁因此也就不可能那么崇儒。这就是说，我们今人所看到的《史记》中所反映出来的强烈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恰好成为了后人所看到的《史记》很可能取材于班固的《汉书》的有力证据！因为，班固等东汉史家大多就都是崇尚五经的儒生了。
根据《汉书·司马迁传》的提示，司马迁当时著作《太史公书》，是剪裁和整编了西汉朝廷图书馆收藏的《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记”文献。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司马迁是《太史公书》的编著者，恐怕更为准确。当然，应该说，所有的史学著作者，都只可能是编著者，史学不是文学，史学不能够像文学那样可以想当然的个人发挥创造，史学作者必须根据前人的史学成果去组织材料和编辑著述。史学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们创新的史学材料组织结构方法和史学价值观方面。
而且，通过《汉书·司马迁》传的“赞”文字，我们今人还可知道如下几个重要史学信息，一是后来流行世面的署名为“刘向集录”的《战国策》并非刘向所撰，而应该是刘向根据前人的《战国策》所重新编辑；二是班固在这段文字中所说的司马迁的《太史公书》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之说，恰好成为了今人所看到的有大量赞美儒家五经文字的《史记》已非当年司马迁原著的佐证。
三是西汉后期能够自由出入朝廷图书馆，且阅读过大量馆藏历史资料和可能直接阅读过馆藏于朝廷图书馆中的《太史公书》副本的当事人，当时可能只有刘向、刘歆和扬雄等为数极少的几个学者。但是，刘歆未必就像他父亲刘向和同事扬雄那样，直接和仔细地阅读过《太史公书》了。
根据以上引证，可知，唐朝史学家刘知几给后人开出了补编《史记》的名单，他们分别是司马迁死亡之后至唐朝之前的：褚少孙、刘向、刘向之子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假、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人。其中，褚少孙和扬雄编撰和接续《太史公书》的历史证据特别明显。当然，司马迁之后的诸多接续《太史公书》的人们所编撰的资料，并不见得就都被纳入了后世的《史记》之中，可能有一部分资料也被纳入了《汉书》。因为，这些接续资料，本来就是接续的汉武帝以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