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一些朋友聊巫蛊之乱，大家对事件起因的看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江充等小人作祟，造成父子之间猜忌而导致悲剧；二、是刘彻、刘据之间因沟通不畅而造成了很多误解，加之刘彻晚年性格固执，从而酿成惨剧。
不管是哪种起因，这都是一次偶然的悲剧。
是这样的么？后台君以为并不尽然。
纵观中国历史，久居太子之位的皇子大多没有好下场。除了因为自己身体问题，没等到皇位便死的，剩下的大多难逃被废的命运。
隋炀帝的哥哥杨勇，干了将近二十年太子，后受到亲弟弟杨广暗算，丢掉了太子之位，最终赐死。
唐太宗太子李承乾，十七年太子生涯，在政治斗争中受人暗算，加之自己胡作非为，最终被废，充军黔州。
康熙太子胤礽，前后做了三十几年的太子，两次被废，最终幽闭而死。
为什么会如此频繁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来源于“皇帝－太子”这一政治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皇帝－太子”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变态的关系：一方面，它是以伦理上的父子关系为基础的，讲究父慈子孝、子承父业；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又是一种竞争关系——二者间进行的是一场对权力的零和博弈。当太子还是小屁孩、没有政治势力的时候，二者之间不会产生基于权力的矛盾，因此能维持稳定的态势；但一旦太子成年，在政治圈中浸淫日久，羽翼渐丰，那便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情形了。
所以，刘据三十年储副生涯后遭遇这样的结局，恐怕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巫蛊之乱只是个由头，隐藏在背后的权力矛盾才是根本原因。想想我朝太祖晚年，接连斗倒了两位接班人，是不是也有些类似呢？
好了，不管怎样，这一页算是翻篇了，人总是要朝前看的。
巫蛊事件对老年刘彻打击极大，经过这件事后，他开始了反思。
轮台罪己
首先引发汉武帝反思的，是他的统治政策。
据统计，汉武帝统治晚期，百姓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人口比他即位时差不多少了一半，且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这与汉武帝执政时期对外实行积极的扩张政策、对内任用酷吏推行严刑峻法有很大的关系。这虽是来源于后世的研究，但作为帝国的掌舵人，晚年的汉武帝对民间凋敝、盗贼滋起的情况亦应有所察觉。
这让一向雄才大略、凡事不折腾不罢休的刘彻开始思考：自己之前所奉行的治国哲学错了么？
在巫蛊之乱结束之后的次年，汉武帝再次封禅泰山。完成之后，他召集群臣，说：“朕即位以来，做了很多狂妄、悖逆的错事，连累天下苍生为此受苦，朕对此追悔莫及。从今往后，任何有害于百姓、浪费天下民力的事，都将停止。”
之后不久，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西域轮台地区进行屯田，戍兵以备匈奴，需要募集兵卒。一向对西域事务十分积极的汉武帝一反常态，驳回了这个提议。
他说，之前大汉军队远赴车师，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因为地方遥远，粮草无法跟上，导致路上饿死的士兵达数千之多，而轮台之地更在车师以西更为偏远的地方！而不久前贰师将军出征却最终大败，军士死略离散不计其数，让朕痛心疾首。如今，又要远赴轮台屯田，是扰民、劳民的做法，朕实在难以赞同。
紧接着，他又说，目下的当务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自此诏书下发，直至汉武帝驾崩，汉朝便停止了对外征伐的动作。内政方面，汉武帝拜田千秋为丞相，封其为富民侯，向天下传达休养生息、思富养民的意思；同时封一个名为赵过的人为搜粟都尉，教天下百姓代田之法（一种先进的轮作法），并革新农具，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真正实施“富民”之举措。
以上是《通鉴》的记载，后世习惯将关于轮台屯田所发布的诏书称为《轮台罪己诏》。不过，对于这份诏书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当前的史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最传统的观点，是依照《通鉴》的逻辑，认为这是汉武帝检讨自己执政生涯得失后，所作出的深刻反思，并在此后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的“守文”，使得汉朝国力重新复苏并最终迎来“昭宣中兴”的盛世。
而针锋相对的，则是认为这仅仅是针对“轮台屯田”事项的一个诏令。汉武帝不批准屯田的建议是因为轮台地区实在太遥远，怕过耗民力导致国内局势波动，并未涉及汉武帝晚期的整体统治政策。而轮台诏后仅一年多的时间，汉武帝便过世了，时间长度太短，不足以证明他确实在政策方向上作出了转变。这种观点认为，政策的转变是在汉昭帝继位后由大将军霍光的推动而逐步进行。某些史家——如光哥——混淆了之间的因果关系，把轮台诏令错误的当作政策转变的一个信号来解读。
从目前的史料证据和刘彻本人的个性来看，第二种观点可信度更高——毕竟，刘彻是个政治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不过，从对后世的教育意义来讲，第一种观点下的记叙更适合传播，英雄悔过、浪子回头的情节更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恐怕这也是光哥在编写《通鉴》时所想的吧——毕竟，光哥也首先是个政治家，其次才是史学家。
传位幼子
汉武帝第二件需要反思的事是皇子的教育问题。
经过巫蛊之事，汉武帝发现，自己对儿子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刘据是个例子。汉武帝为他挑选了石庆这样忠厚之人做老师，却也放纵刘据按自己的喜好去结交宾客，部分导致了巫蛊事件的发生——这在光哥看来，是汉武帝教育方面的重大疏漏。大哥如此，弟弟们呢？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汉武帝一共生有六个皇子，此时除长子刘据自经、二子刘闳早逝外，还剩下四个皇子：三子燕王刘旦，四子广陵王刘胥，五子昌邑王刘髆，以及出生不久的幼子刘弗陵。
巫蛊之祸后，皇太子之位空缺，这自然需要刘据的某位弟弟来填补。
客观的讲，尽管之前发生了“尧母门”事件，但当时的汉武帝更多是借此表达自己晚年得子的喜悦之情罢了，并非有易储之意。即便在刘据死后，刘弗陵也不是汉武帝心中太子的第一人选——年纪实在太小，根本无力控制朝局。传皇位不是请客吃饭，喜爱归喜爱，明知在执政能力上有欠缺却要传位于他，是反将其置于绝境。汉武帝自己是少年天子，知道年幼执政的艰险，即便刘弗陵天赋异禀，强以冲龄即位，也势必将汉王朝置于极大的政治风险中。
所以，三位成年皇子的机会还是要比刘弗陵大。
但是，这哥仨，不争气。
最先出局的是昌邑王刘髆。有意思的是，他也是因巫蛊之事断送了太子前程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据死后，刘髆的舅舅贰师将军李广利与其儿女亲家当朝丞相刘屈氂暗中谋划要将刘髆推上太子宝座。孰料不久后刘屈氂便被人告发以巫蛊之法谋立太子之事，按验。结果，刘屈氂腰斩，而李广利因为在外出征，逃过一劫，最终于走投无路之下投降匈奴，做了“贰臣”。
于是，刘髆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出局了。
随后出局的是燕王刘旦。刘旦是个天资聪颖之人，史载他“辩慧博学”，乍眼一看，是个不错的继承人。
然而，聪明反被聪明误。
刘旦聪明，知道汉室皇位传承遵从“嫡长子继承制”，自以为大哥因巫蛊败了，二哥早死，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他是现存皇子中最年长的，自然应该轮他做太子。于是，他自巫蛊事件结束后便开始巴望着立太子的圣旨，孰料一连等了三年都没等到。
后元元年，年迈的汉武帝再次患上重病。如果此时刘彻驾崩，在没有明诏立太子的情况下，刘旦是最有希望被拥戴登上皇位的。因此，对于他来说，静静等待便是最安全的策略。
但刘旦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居然主动派使者进京向父皇上书要求入京宿卫、以备不虞。什么叫“入京宿卫”？就是藩王带自己的军队进京控制京畿；什么叫“以备不虞”？就是怕爹你死了，儿子却没能及时赶到京师继位，导致政治局势混乱。
汉武帝一看这封信就大发雷霆。老子我还没有死，你这边就开始着急上位了？是不是恨不得朕立刻允许你带大军浩浩荡荡入京，然后眼睁睁看着你弑父登基？荒唐！在皇帝的盛怒之下，无辜的使者被砍掉了脑袋，刘旦的太子梦也同时戛然而止了。
再下一个是广陵王刘胥了。不同于刘旦的聪明，刘胥走的是勇猛路线，哥们能扛大鼎，还能空手搏击猛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勇士——也是个粗人。既是粗人，行事往往鲁莽无度。这同样让汉武帝深感放心不下，也被他从皇太子候选人名单上划掉了。
成年人即位的优势在于他们心智成熟，能够较为容易的控制朝局；而成年人的劣势同样在于他们心智成熟——性格习惯均已成型，无法再通过教育来改变了。面对不成器的三个成年皇子，汉武帝想将他们拉回正途，已经不太可能了。没有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皇子，终是刘彻身为父亲在子女教育上的疏忽。
幸好，皇子中还有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年幼的刘弗陵——仍然有机会通过良好的教育成为一位合格的皇帝。在病重之际，汉武帝吸取了之前的教训，谨慎的为刘弗陵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四人中，除桑弘羊外，其余三人在汉武朝时期并无特别突出的建树，多以忠诚、稳重见长。由此可见刘彻对于刘弗陵的期望了。
就这样，刘弗陵被送上了太子宝座。
当然，刘髆、刘旦、刘胥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他们在不远的未来还将再次出场，继续出演各自的悲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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