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关于暴君的代表人物，绝大多数人，第一个想起来的，应该就是那位断送了商朝年基业的商纣王。关于他的恶行，各种记载满满当当，宠幸妲己，残杀忠良，这位纣王每天不是扒皮就是剜心，要么就是将各种酷刑，当个娱乐节目观赏。
真正让商纣王暴君形象广而告之的，是来自明代的一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这部小说就是围绕着“武王伐纣”展开的。之所以会有如此的设定，也是源自过去古书记载中，关于纣王的普遍评价，比如：“贱仁多累于纣”、“残义损善曰纣”。
商纣王的形象，果真如此荒淫无道，暴虐寡情吗？我们不妨多方资料记载认证一下。
一天资聪颖，英勇好战？
史记中关于纣王的描述来看，堪称“人杰”。书中这样说到：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称帝辛：“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这也就说明，纣王不仅聪慧过人，还能征善战。
同样的，在《荀子》中也毫不吝啬对纣王的夸赞：长巨娇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瞧瞧，纣王是一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良种子选手，不仅如此，人家外形条件也算的上的美男子一枚。
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作册般鼋，也再次证明了史书中的记载。这件器物器内壁铸有铭文3行32字：“丙申，王戈于洹，获。王射，（歺又，意为贯穿）射四，率无废矢。王令寝馗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汝宝。”
这段铭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商纣王在丙申这天，到今天河南安阳北部的洹水边举行射礼。河中远处突然出现一只大鳖。大型的鳖古时称为鼋（音元），鳖尤其是大型的鳖在当时并不多见，商纣王对着身边一个叫般的人做了一个手势。般的职位是史官，当时叫作册官，作册官除了负责记录商王的活动，还要负责传达商王的命令，是王身边的近臣。
般从箭筒中抽出四只箭，随着一声箭响，箭身飞出，势如破竹，巨大的力量贯穿了大鳖的身体。直接把大鳖钉在了松软的河床上，四肢本能得做着最后的划动。当时的射礼中，必射四箭是一种礼制，象征着君主“能御四方之乱”。商纣王四箭全中之力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一时高兴，就对身旁的般说：“我能射中全是你的功劳，这只大鳖就赏给你了，记得要记录此事哟！”
可以说，纣王继位之后，尚且算是一位颇有才干的君王。他用费仲治政，鼓励农桑，推行牛耕与灌溉排水；肃清王族内部异己，削弱贵族势力，又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从亡虏逃臣中简拔健步如飞、勇搏熊虎的勇士飞廉、恶来父子为将。
纣王在位时，商朝的领土扩张到鲁北沿海、鲁中南、鲁南和苏北地区。一代君王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便是征服山东半岛地区的东夷部落，颇有战功。“十祀征人方”的胜利，被作册般记录在他铸造的一件青铜甗上：俘获“人方”君主。
商纣王好战，其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才力过人。继位后，重视扩张领土，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获得大批俘虏，并把商朝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从这些史料文物记载中足以说明，商纣王远远没有我们认知上的，是一个完全彻底的暴君。
还有一点，其实也能说明纣王并非是残虐不仁的暴君。
商朝是一个非常崇尚鬼神文化的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是商王朝的王都，河南安阳陆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甲骨。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和甲骨中，不仅展现了商王朝时期灿烂的文明风貌，也出现了令人惊悚的一幕，那就是地上的累累白骨。
史记的《高祖本纪赞》中写道：夏之政忠。商之政敬。这个敬，就是祭祀鬼神。所以，商王朝在祭祀、丧葬活动中广泛使用人牲，将奴隶、战俘用残忍的手段杀害，用来取悦鬼神祖先。这也是商纣王暴行的直接证据吗？
这其实有很大的误解。据考古学家胡厚宜的统计，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录中，带有人祭的甲骨总计片，用以祭祀的人牲超过万人。但是，这份庞大的数字面前，攫夺部分人祭记录，出现在商王朝的第23代君王武丁时期，攻击人被杀死献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第30和31代君王，也就是帝乙、纣王时期，献祭的活人数量仅仅只有人。
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商纣王的确是断送了商朝，其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残暴治国，而是另有他因。毛主席就曾指出过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那么，作为断送王朝的昏君，纣王的一系列亡国罪行，与事实之间相差多远？
二殷商灭亡，全是纣王的错？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将讨伐帝纣罪名归结为：纣王恃才傲物不听贤良劝谏，喜好喝酒和圈养奇珍异兽，专宠妲己使妇人干政，重刑罚不施仁政，广征徭役，大兴土木以及铺张浪费。此类作为对于后世儒家所提倡仁爱道义相较确是相悖。
这也间接指出了纣王形象之所以不断被抹黑，也是因为其的所作所为不为儒家思想所接纳。所以，孔子的学生贡才会如此直白的说：“纣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商纣王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十恶不赦。但是，君子厌恶品德恶劣的小人，所以，什么罪都往他身上摞，随着种种恶性的不断叠加，商纣王也就真成了人们口中的暴君。
后世对商纣王的恶性的构建和叠加，早在民国时期，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曾在《语丝》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纣恶七十次的发生次第》，进行了集中的梳理和概括。文中提到，在纣王身死国灭不久后的西周文献《尚书》《逸周书》中，纣王的恶性远没有后世的多。尤其是据信为武王伐纣时的阵前演讲《牧誓》中，纣王的恶性不过归结为六点：一、酗酒；二、不任用商朝的贵族旧臣；三、任用从各国逃出的罪人；四、听信妇言；五、相信天命在照拂自己；六、轻慢于祭祀。
这些罪名出自周武王之口，也可间接代表了当时世人对纣王的普遍看法。在《尚书.酒诰》中和大盂鼎铭文中，都记载了纣王因为嗜酒如命而怠慢了天神，这是商朝灭亡的首要原因。一个王朝的君主都嗜酒至此，臣民纷纷效仿也就不足为怪。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整天以酒度日，各个醉眼惺忪地失了理智。这样的王朝，怎么可能不灭？
商朝灭亡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指的便是商人的腐败奢靡。
早在夏时，商还是夏时期的一个小部落。商的始祖叫契，他和虞、舜、禹生活在同一时期。由契到汤，共十四世，这一段是“先商”时期。契的第六世孙叫亥，后人以“王”尊称他，所以叫王亥。王亥生在夏朝中期，距今多年。他和儿子上甲微是先商时期“让商族变得伟大”的关键人物。
王亥做过两件大事，让商的实力得到了迅猛的增长。
第一件是饲养家畜，驯养牛马
郭沫若《中国史稿》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相土是契的孙子，他发明了马车，给马戴上马笼头，加以训练，让马拉车驮物，这让原是游牧部落的商族也能够从西北迁徙到中原一带。
到了王亥时代，光是用马拉车、运货、作战远远不够，而且西北草原的马也不适应中原气候，死的很多，人们又要用手提肩扛货物。王亥用了“牵牛要牵牛鼻子”的办法驯服了野牛这一庞然大物，并用牛代替马拉车，还发明了双辕牛车，不仅帮助商成为“车轮上的部落”，克服地域障碍，迁徙到宜居之地，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农牧结合，使部落大为兴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逐步得到扩大。王亥因此被学者称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
驯服牛成为人类的生产工具，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易·系辞》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牛马都被驯服，成为运输工具，这大大便利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第二件事，开展商贸活动
当商部落的粮食、家禽、造的工具多了以后，除本族人用之外，还有不少剩余。王亥就从剩余物品中拿出一部分，放在其他氏族部落常去的旷野。隔几日再去看，发现物品已被取走，其他部落的物品则放在那里，这就是交换的成功。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王亥遂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带着帛、黍、粟以及牛、羊到外部落进行物物交易，“肇牵车牛远服贾”。
“商人来了，商人来了。”外族部落如此称呼当时商部落的的贸易使者。随着交易量逐渐增大，王亥成为了当时的首富。
以王亥的这一贡献，堪比新时代的马云，利用新的技术工具，推动贸易的发展，传播商业的文明。因此王亥死后，享受到殷商后代给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国维评论说，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为他是先祖，而是因为“其为制作之圣人”。
所以，这在考古学界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商的强大是从王亥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终于在汤的时候取代夏朝，建立商朝。
商朝的商业也就变得十分繁荣，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极”之称。可就是这样一个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导向，也成为了商朝毁灭的原因。
商朝是一个商业国家，这样就使得国家对于土地没有太大的欲望，他们需要的是占据地理上的中心位置，需要的是商业上的便利。随着奴隶主和贵族阶层财富累积的日益增大，酒文化的兴起，商族好酒之风就更甚盛。自商帝、王公大臣以至庶民酗酒成风，疲态尽显，奢侈享受、贪生怕死，自私短视，“朋家作仇，胁权相灭”，一派衰落腐朽的模样，而且以至于“一国失日”。
关于纣王不重用贵族旧臣，这还得从商朝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高层的矛盾斗争说起。商朝建立之初，由于苦心扶植的继承人太丁病逝，成汤只好留下遗命，嘱意其他几个儿子采取“兄终弟及”的顺序，依次继位。这种传为模式，不可谓不奇葩。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襃帝太甲，称太宗。”
这一段，说明了商初早期高层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非常尖锐和频繁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的中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日趋尖锐，出现了“九世之乱”的局面。《史记·殷本纪》载:“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
仲丁死后的九世之乱，一直到了公元前12世纪，第19代国军盘庚迁都与河南安阳才稍稍平息。可见，内斗造成了政局的混乱，这会造成国力的衰退和诸侯的叛乱。统治者想用迁都的办法来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中商以后迁都频繁，这就是一些文献中常说的“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中商以来的五次迁都。
商朝时期君主对宗室贵族的忌惮和猜疑由来已久，不能一口气把帽子全扣在了纣王一个人的头上。这其实是兄终弟及这种继承制导致的诸多无谓的斗争。兄弟继位这种王位继承制，让周文王看出了其中的弊端。最终确立了立子立嫡的王位继承制。王国维曾称周公的嫡长子继承制为万世治安之大计。王国维用两个概述此制度的好处：息争！相比较殷商时期兄弟之间的残杀争斗而引起的国家内耗，这种继承制的确长治久安之大计。它明确了王位的唯一继承者，透明而具有合法性，避免了太多不必要的内耗争斗。
所以说，殷商王朝的毁灭的原因归结商纣王一人之错，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商纣王算得上是暴戾不如先祖，光那几个祭奠用的人牲，也足以说明；拓土有功于国，纣王帝辛东征，解决了殷代武丁以来历朝未能彻底解决的夷人反叛问题，这便是最好的证明；要论暴行，他比不过秦始皇，要论好战，比起项羽脑子一抽，火烧阿房宫来说，他远要清醒理智地多，商朝本就是以商业为主，保持商路畅通和维护正常国际贸易体系是国之根本。说他淫侈，周文王一努力，一百多个儿子生了出来，想象一下他睡了多少个女人？康熙帝儿女也有几十个，也是一代明主圣君。反观商纣王死时六十多岁，有记载的儿子只有一个，他兄弟有记载的倒有三个。
任用各国出逃的罪人，也被商朝继任者周朝和商朝遗留贵族共同指责纣王重用小臣，主要指的是纣王重用奴隶出身的人为管理国家的重要官员。还有纣王的禁军也是由奴隶组成。这其实是中国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的理想模式。意思是任用道德高尚的人治理国家，国家就兴亡发达。其实，这种模式在实践中没有具体操作标准可循。还有纣王的禁军也是由奴隶组成，实际上，这是纣王的改革，这种政改和军改削弱了商朝军事贵族(如，商王叔叔比干，及商王三个哥哥)和分封贵族(如姬昌，后来的周文王)的权力，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动了他们的奶酪和蛋糕。
纣王的军改和政改是不可行的吗？中国历朝历代建国之后，所实行军改方案和政政方案，都深深打上商纣王的烙印。例如，秦始皇的军功制，让奴隶有机会成为军事贵族。隋唐发明的科举制，让寒门子弟有机会参加国家管理。所以说，商纣王的改革性质是打破世袭制，避免社会各阶层的固化。他的改革无疑具有前瞻性。
纣王，处在从商业文明转向农业文明的过渡期，他的一系列改革无疑是非常超前的，正因为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才会导致失败。商王朝的灭亡，不能全部归结到他一人身上。
历史上的纣王，有功有过，究竟是谁，将他的形象塑造成了暴君的形象？
三各取所需，只为达成自己的目的，纣王不可颠覆的暴君形象
关于纣王是不是罪有应得，早在西汉初年，一场关于武王伐纣究竟是不是正义的辩论，就非常精彩。
汉景帝时期，道家黄生和儒生辕固生在朝堂上发生了一场辩论，辩题就是武王伐纣的正当性。道家黄生的观点是，汤武的本质是以臣弑君。他说：进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下，反因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作为臣子，不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而是取而代之，不是弑君是什么？辨方儒生辕固生无奈地祭出杀手锏：照你这么说，汉高祖刘邦代秦而立，难道是不正义的？
这一句直接捅了马蜂窝，再辩下去，汉朝的根基都要被动摇了。汉景帝急忙叫停：都滚，辩你妹！
为何会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对待呢？在辕固生的阵营里，把纣王打造成一个暴君，是为了衬托周武革命的正义性，这其实为了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所以，纣王形象的塑造，就像一个泥娃娃，任由不同的人捏出各种造型来，为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们，首当其冲，是纣王暴君形象的第一代“匠人”。
1）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早在战国时期，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纂出了一本宣传道家黄老无为的著作《吕氏春秋》。书中刻画了纣王的恶性：槽丘、酒池、肉圃为格、雕柱而桔诸侯........刑鬼候之女而取其环、截涉者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脯鬼侯........作为璇宫、筑为倾宫、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
这些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吕不韦编不出来的恶性，真可谓是骇人听闻。纣王哪像个君王，这就是个恶棍。但实际上，这些恶性历史文献中绝大部分都没有记录。吕不韦之所以选择纣王充当《吕氏春秋》的反面典型，大体也就是因为，此著作想要表达的是君主肩负一国兴亡，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恣意妄为。
2）诸子百家的助力
再比如，法家著作《韩非子》中，也是如此刻画纣王：纣为肉脯，设炮烙，登槽丘，临酒池。
那个时代，纣王的形象被描摹的比乌鸦还黑，深究其原因，在那个诸侯称霸的时代，各个诸侯关心的是，如何让自己的统治稳固，国家强大。所以，他们广开大门，招揽学者们争相阐述自己的治国理论，“百家争鸣”的各位学者们，为了更好的论述自己的观点，当然需要一个反面教材，起到警示君王之心。
从夏商历代的君王中来回挑拣，也就只有自焚于火，倾覆社稷的纣王是最合适的。所以，对于诸子的思想家们来说，纣王事实上是个什么样的君王不重要，他们只需要他们想要塑造的那个纣王。
到了西汉，汉武帝独尊儒家。儒家对纣王形象的编排那更是愈演愈烈，没有最恶只有更恶，借纣王之恶，来论述儒家仁政爱民的合理性。而商朝真正灭亡的原因，没人感兴趣，更加不受重视。
就连，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对于纣王很多事儿，也收录了诸子百家们扭曲变形过的事迹。这一点，早在民国时期顾颉刚引领的疑古思潮中也认为：真实的历史会随着岁月而不断流失，在不断传播中不断损失细节，而变得愈发面目模糊。
纣王被歪曲和颠覆的各种黑暗形象，正是顾颉刚“古史层累”的最佳代表：中国古史领域，尤其是夏商周三代史，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被人为地修改和增减，以至于现代能够看到的历史记载，已经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本身。
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无法代表历史本身，而是人为编织出的，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一面。
3）文人推手
各种历史记载毕竟不具有传播性和故事性，那么，真正让古人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离不开文人的助力。比如“沈约瘦腰”被后人视为四大风流雅事。
那么，纣王的诡异形象，功劳就在明代小说家许仲琳创作的《封神演义》，纣王的暴君形象再一次添砖加瓦，更加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而《封神演义》中纣王的形象，又是来自宋代民间话本《武王伐纣平话》。
宋代，是工商业文化的发达期。市井阶层的迅速壮大，也使得市井文化迎来了繁荣。迎合市井阶层的平话行业，也就应运而生。为了获得听众们的青睐，创作者们以历史上的名人为故事蓝本，增加上神魔色彩，再增添大量针对底层民众趣味的情节，那些原本只能躺在国家图书馆的历史人物，成了市井间互相调侃，玩笑的人物。
再看《武王伐纣平话》中关于纣王形象的塑造：若说三皇五帝，皆不似纣王天禀聪明，口念百家之书，目数群羊无错；力敌万千，叱咤钟声如钟音；书写入八分，酒饮千盅；会挽硬弓，能骑劣马。这其中既有历史记载中纣王的影子，也有民间创作者自己的个人想象。
随着创作者的加工再加工，纣王参拜女娲，调戏女娲的情景和狐妖妲己的出现，成就了纣王暴君形象的最后定型，被民间各个阶层传播。
总的来说，商纣王的暴君形象，是为了迎合不同人的不同喜好，任由后世人随意重建和塑造。比起夏朝的末世王君桀的可考记载不够多，周朝后期乱七八糟一堆乱，不好找反面代表，商纣王是恰好出现在那个合适的时机，可以拿来被当个反面典型。至于他本人的意愿，人都被一把火烧成了灰，谁还管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