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史记》是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然而我们阅读《史记》译本时，会看到诸如正义、集解、索隐等，同时还会看到诸如徐广、裴骃、皇甫谧等一些大家，我们一并来了解一下。
《史记正义》、《史记集解》、《史记索隐》称史记三家注，其中《史记正义》是唐代张守节为《史记》做的注。《史记索隐》是唐代司马贞为《史记》做的注。《史记集解》是刘宋时期裴骃所做，他把很多名家对《史记》的注解集中起来。《括地志》是地理书，李泰和萧德言等人所撰，三家注很多引用其中的话，来对地名进行注解。
其中集解中又提到很多人名，如徐广曰，就是集解中徐广所说。集解王肃曰，就是集解中徐广所说。还有集解谯周曰，集解皇甫谧云，集解应劭曰，集解王肃曰，集解服虔曰，集解皇览曰，集解晋灼曰，集解孔安国曰，集解马融曰等。
而其中的正义郑玄注是指郑玄注解的儒家经典，主要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合称《三礼注》。此外还有《毛诗传笺》、《周易注》、《古文尚书注》、《孝经注》、《论语注》《春秋服氏注》等。
上面提到的《皇览》是一部经传集，由三国魏文帝时期由桓范、刘劭、王象、韦诞、缪袭等人奉敕所撰撰集的经传，分门别类，共四十余部，约八百余万字。因其是供皇帝阅读，故称为“皇览”。
好，让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这些大师吧！
张守节，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学者名，本人其生平事迹不详，著《史记正义》。其书说他“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开元时官诸王侍读，守右清道率府长史。
司马贞，年—年，字子正，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代史学家，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裴骃，字龙驹，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南朝著名史学家，继承家学，博览宏识，官至南中郎将参军，著有《史记集解》。
徐广，年-年，字野民，东莞姑幕（今山东省莒县）人。徐广家世世代代都非常爱好读书。到徐广时尤其研究精深，诸子百家、阴阳术数，无不研究。撰史书《史记音义》和《晋纪》等。
皇甫谧，年—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人。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
谯周，年－年，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幼贫丧父，少读典籍，精研六经，颇晓天文，为蜀地大儒之一，门下有陈寿、罗宪等学生。诸葛亮做益州牧时，任命他做劝学从事。著《论语注》，《三巴记》，《谯子法训》，《古史考》和《五经然否论》五种。前二已佚，著名的篇章有《仇国论》等。
应劭，—年，东汉学者，字仲瑗，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市南顿镇）人。少年时好学，博览多闻。灵帝时举为孝廉，召为车骑将军何苗的掾吏。应劭一生著作丰富，有驳议三十篇，又制定律令为汉之仪礼。关于礼制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汉书官礼仪故事》、《律略》、《春秋断狱》、《状人纪》、《中汉辑序》等。此外，应劭还集解《汉书》。著有兼有礼仪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风俗通义》。
王肃，年－年，字子雍，东海郡郯县（今山东临沂市郯城西南）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晋文帝司马昭岳父。王肃师从大儒宋忠，曾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意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撰《孔子家语》等，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
服虔，东汉经学家。字子慎，河南荥阳东北人。少年清苦励志，尝入太学受业，举孝廉，官至尚书侍郎、高平令，中平末。虔少有雅才，善文论，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其经学尤为当世推重，著《春秋左氏解谊》三十一卷，《春秋左氏音》，《通俗文》，《汉书音训》。
晋灼，西晋河南人，为尚书郎。集《汉书》诸家注为一部，以意增益，辩其当否，成《汉书集注》。
孔安国，前年-前74年，字子国，鲁国人，孔丘十世孙。著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作品。
最后介绍二位大师是马融和郑玄，二人为师生关系。
马融，79年－年，字季长。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东汉名将马援的从孙。马融学识渊博，尤长于古文经学。他综合各家学说，遍注群经，使古文经学开始达到成熟的境地。他设帐授徒，不拘儒者礼节，门人常有千人之多，卢植、郑玄等都是其门徒。另有赋、颂等作品，其文集已佚，明人辑有《马季长集》。
郑玄，年8月29日－年，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省高密市）人。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他遍注儒家经典，著作除了上面所说的主要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合称《三礼注》。此外还有《毛诗传笺》、《周易注》、《古文尚书注》、《孝经注》、《论语注》、《春秋服氏注》。另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
司马迁怎么也想不到，他在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鸿篇钜制《史记》后，欲“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等来的是各个时期的大师、大儒们纷纷为其注解，传译，可谓死而无憾了。正如鲁迅先生之评价其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实乃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