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我来公前愧读史大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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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惫地结束了司马迁祠墓之行,晚上回到宾馆,要和读者们讲讲今天的所见、所思,以及由太史公穿越而来的灵魂唤醒。司马迁的名字和光晕,是和《史记》联系着的。八十年代的文科生,大多曾在《史记》上用过几天功,尽管读时激动,但读后则未必有多少明确的记忆,我也自不例外。那套中华书局年版的十卷本《史记》,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记得此书是我大三时,从同学李昌文处转购的,定价是十元,大约价值三十顿当时食堂里的午饭钱。若问一个年轻人于灯下读《史记》的感受,我想,或许都会同意茅坤的评价:“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隔千百年而能令人与伟大精神相往来,这无疑是《史记》和司马迁给后人留下的惊艳遗产。三十年来,我并没有想到、亦无机会去拜访太史公的故里,直到这次新闻史学会安排了韩城之行。司马迁祠墓,在陕西渭城的韩城市南,坐落在芝川镇的一处悬崖上,此地依岭就势,揽翠临风,山门层叠,陡阶直上,望之令人屏息。杜骏飞摄坡道崎岖,兼之砖石高低参差,对我来说,即使是执杖而行,这场精神的攀登也显得格外艰难。登到坡顶,只见脚下壁立千尺,眼前古柏参天。极目看去,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古魏长城望之在侧,行人凭栏如登青云。近观铭文方知,司马迁的这座巍峨祠墓沿革甚久,西晋永嘉四年(公元年)即已建成,一千七百年来,世人瞻仰不绝。有如此千古不易的人望,我以为,这并非因为司马迁写作了中国第一部通史,而是因为他是古往今来人格第一的史家。杨雄称赞司马迁的话,大约代表了历代士人对其人其事的共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大约,唯有如此境界的人,才会成为我之所谓“史家之中的史家”,唯有如此的人,才会写出我之所谓“历史之上的历史”。什么是史家之中的史家?宋人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为万世史家所追慕,我以为,这就是史家之中的史家。什么又是历史之上的历史?盖因司马迁不仅有秉笔直书的史家品格,而且有观点、有观念、有灵魂。恰如柯林伍德所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思想史的层面,原本就没有多少史家能厕身其间,更何况要像司马迁那样,拥有如斯伟大的历史观和士大夫精神,何其难也。杜骏飞摄《史记》是敢于批评当权者的,司马迁有勇气把本朝开国皇帝刘邦描写成流氓无赖,也有勇气讲述当朝的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后世之史家,大约是做不到了。《史记》又是敢于犯忌“主流观念”的,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明确记载说,孔子是私生子。这样的史笔在当时,几乎等同于是在忤逆汉朝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后人之前世今生,大约也是做不到了。所以鲁迅才在《汉文学史纲要》写道:“……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你看,什么叫做“背《春秋》之义”?《春秋》是述而不作的,《史记》则对记载的人物直言臧否,这一点,与之前的史书都不一样。所以,鲁迅又说司马迁是“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太史公司马迁,人谓之“史圣”,而又文才盖世,思想经天,尤其难得的是,他不伪饰,不妥协,不放弃,不畏怯,实在是两千年来罕见之“真人”。杜骏飞摄站在他的衣冠冢前,我对一位做新闻史研究的朋友说:“普通人来此,是来观景的,文化人来此,是为敬拜的,而今世之史学家来此,当是来惭愧的。”我们从未像司马迁那样,身世坎坷、惨遭不幸,我们也从未像司马迁那样,矢志于史,执着为士,虽九死其犹未悔。我们更从未像司马迁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打击而不退缩,一生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坚定的灵魂。漫长的回程中,司马迁祠墓之行里的今古映像涌上心头,而远方的山岭则在视野里逶迤。不禁赋得一句:我来公前愧读史,山到太乙不姓秦。党明辉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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