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对文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清代章学诚在《湖北通志·凡例》中就曾提出了：“记事出《左传》，记人原史迁”。《史记》虽未完全从先秦以来文史不分的创作习惯中完全剥离出来，不能称为完全独立的文学创作，但是，《史记》在创作上已经是以人物为中心，以刻画人物形象为目标，可以说，《史记》中无论是谋篇布局的精巧，还是语言的精炼生动，都是为塑造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而服务。可以说，《史记》中的这些汉代名将之所以为后世所熟知，正是得益于司马迁高超的人物塑造艺术。
根据人物刻画的需要选择素材——《史记》在塑造人物上，首先注重的是素材的选择。司马迁在人物塑造上力求对人物的主要性格特点进行刻画。为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注意对材料的取舍。司马迁对于自己创作取材有这样的要求：“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司马迁在创作之时，将一些与人物所经历重大事件有关并能够表现人物本质特征的素材则进行深度加工，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生活琐事或者相关度不大的素材，则会被舍弃。
正因为如此《史记》中的许多人物大都特色鲜明，流传甚广。而对于《史记》中的汉代名将这一重要群体，司马迁则更是注重选材的精当，来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典型化。如在《淮阴侯列传》中，为了表现韩信在用兵上的“攻必胜，战必取”，司马迁没有将韩信平生参与的所有战斗经过都详细地叙述出来，而是选取了安邑之战、井陉之战和潍水之战等有代表性的三次战役，加以浓墨重彩的表现。其中井陉之战则是司马迁使用笔墨最多的一次战役。
司马迁对于这场战役的描写可谓是不惜笔墨，力求将战争的整个过程都向读者细致完整地展现出来。但即使在这种状态之下，司马迁仍然未曾忘记传主韩信的存在，而将对战役进行观照的大部分镜头集中在韩信身上，韩信的计谋设定和战场分析也就自然成了传记中最主要的部分。这样一来，整个战役皆围绕着韩信本人而展开，而陈馀一方则明显成为了韩信的陪衬，韩信的善于用兵的形象也就在读者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又如在《李将军列传》中，为了表现李广的“善射”，司马迁则在文中就强调了李广“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并围绕这一主线精心选择了射虎入石、射杀白马将以及被俘后射杀敌将逃脱等三件典型事件。这种安排就将李广善射的形象特点在读者眼前显得极为鲜明。纵然，韩信和李广是司马迁笔下比较复杂的人物，但是司马迁仍然处理得井井有条，力求选取最为典型的材料并进行加工，这就足以使读者对这二人最主要的性格侧面有很好的了解，从而加深对二人形象的认识。
如果说司马迁对韩信和李广二人形象的刻画还是有意识地从多个侧面选取材料的话，那么对韩安国、周亚夫这样性格比较单一的人物来说，其形象的刻画则完全是围绕着其最为鲜明的性格特点来选取材料。在《韩长孺列传》中，司马迁围绕着他的小心谨慎这一的性格特点来展开的。在传记中，司马迁首先就叙述韩安国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时的作战方略就是坚守不出。可以说在开篇就点出了他的保守和谨慎。
而之后又选取他在梁孝王刘武和武安侯田蚡之间凭借自己卓越的口才进行周旋而始终居于要职的事例更加深化了他的这一性格特点，并暗示了他的谨慎圆滑乃是其在朝堂之上能够生存的关键。最后一部分则以韩安国劝武帝坚持“和亲”政策而被冷落作结，又点出了这一谨慎的性格使得他不能与政治潮流共进退，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三方面的素材都与韩安国的“持重”紧密相连，丝毫无一点拖沓的痕迹。在写周亚夫之时，为表现其治军之严，则将视角完全集中在其细柳驻军之时军容的严整和纪律的严明之上；
凸显其用兵上的深谋远虑，则又将笔锋一转，转而写其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不顾景帝诏命而坚守不救梁王，以图袭击吴楚叛军的粮道。这两个典型素材的使用将周亚夫在用兵上的与众不同凸显出来。两个素材看起来毫无关联，其实治军的严明正是周亚夫在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这样二者无形就连接起来了，足见太史公对材料组织的娴熟。更为典型的则是《樊郦滕灌列传》。樊哙、夏侯婴和灌婴三人一生经历战阵、事迹颇多，但是司马迁并未将三人战功娓娓道来，而是采用了较为简洁的笔法叙述，“皆撮叙功状，不载方略”。
尤其是对于樊哙和夏侯婴二人，司马迁将大量笔墨放在了能够表现二人性格的经典片段上来。对于樊哙，着重叙述其鸿门宴上对于项羽的严厉申斥时的从容不迫以及对刘邦简洁而又深刻的劝说。而对于夏侯婴，则着重把笔墨放在其救助被刘邦多次推下车去的鲁元公主和惠帝与吕后对夏侯婴的加封之上。同过分把精力放在对二人所经历的大小战役的详细叙述上相比，这种对材料的合理取舍，更有助于对樊哙和夏侯婴典型性格的突出。这样，樊哙的忠勇多智与夏侯婴的慧眼识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有利于阅读者对二人形象特点的把握。
通过战争描写进行侧面烘托——《史记》中的将领大都处在动荡的社会之中，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些人物所经历的经典战役，司马迁也是不吝笔墨，对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用精妙的语言对其进行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当然，这些场面描写绝非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这些身处其中的将领紧密相连。正是有了这些精彩的战争场面的衬托，《史记》中这些将领的形象才能卓尔不群，不至于显得雷同乏味。
韩信是西汉开国的重要将领，他的存在对于汉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刘邦夺取天下的得力干将。众所周知，韩信是颇为擅长军事计谋的，其对战场形势的深刻分析为太史公所信服。为了使韩信的这些长处生动地展现出来，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将大量镜头放在他所经历的重大战役上，其中的井陉之战，司马迁可谓是描写的极为精彩。但与《左传》等先秦史书主要着眼于战场上的交战场面所不同的是，司马迁首先将目光集中于韩信和陈馀、李左车双方在战前对战场态势的分析之上。
但是，司马迁也并未平均用力，而是有意识地将重点集中在韩信身上。而之后关于汉、赵两军在井陉口的交战可以看作是韩信计谋的一个延伸，战场形势也正如韩信所预料地那样发展：赵军果然上当，离开壁垒与汉军大战。韩信所选的两千轻骑则趁机得以在赵军插上汉旗，蛊惑军心。赵军见壁垒皆汉旗，军心大乱，而汉军则背水一战，大获全胜。
而战后韩信引用兵法“置之死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的总结则更是在战役胜利基础上的锦上添花，并与战前的谋划形成一个很好的呼应，这样写来，让人感觉战局的成败几乎完全系于韩信一身，韩信作为汉军主将的主宰作用被很好的放大，其精于智谋的特点也就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表现李广“善射”和作战勇敢的特点之时，司马迁也精心安排了射杀匈奴射雕手和白马将、射杀匈奴小将脱身和射杀匈奴裨将等三个精彩的特写场景。卫青这样一种老成稳重，指挥才能卓越的大将形象自然也就随之形成了。
使用对照的方法凸显人物优劣——在人物塑造上，除了精心选择素材和战争描写等手段外，司马迁往往用两种突出的性格或者两种不同的情势，抑或两种不同的结果，作为对照，以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在《史记》中，这种对照手法是十分常见的，诸如鸿门宴中刘邦的应时而变与项羽的优柔寡断、灌夫骂座中灌夫的鲁莽与田蚡的阴险等都是通过人物之间的对照来表现出来的。而对于将领这一特殊群体，司马迁更是将这种手法发挥到极致，使每一个人物都形象鲜明，优劣自显。
在《樊郦滕灌列传》中，樊哙、夏侯婴和灌婴都是最早追随刘邦在沛县参加反秦起义的将领，一生经历大小战役众多，但如果将他们的战功娓娓道来，必然会使整个篇章平淡乏味。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将这三位经历相似的将领的形象表现得更加鲜明，司马迁将此三人的事迹合为一传，从而形成强烈的对照。在对三人战功的叙述之中，虽然三人都为刘邦的大将，但司马迁分别重点突出樊哙的攻城野战、夏侯婴对于车战的擅长和灌婴对骑兵作战的精通。
这就在无形之中显示出三人在作战上各自的独到之处以及对于刘邦赢得战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外，司马迁还在一系列的叙述当中突出了三人与刘邦的亲疏有别。其中，在叙述樊哙的战功之时，“常常以‘从’字冠首，附战级赐爵”同时点出樊哙与吕须的姻亲关系，显示樊哙在所有功臣中与刘邦的关系非同一般；而对于“滕公”夏侯婴，则在开篇就点出了他与刘邦是布衣之交，以兄弟相称，成为了刘邦车驾的得力御手。
因此当刘邦有过错之时，他们二人都能够上前补救：当刘邦睢水战败，为使自己能够逃命而将惠帝和鲁元公主二人推入车下之时，及时将二人拉上车来，使之免于一死；而樊哙更是敢违抗君命，闯宫直谏。而对于灌婴，司马迁除了叙述战功，则更无其他笔墨，无形中显示了樊哙、夏侯婴二人同灌婴相比，更得刘邦信任，是刘邦的亲近之臣。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在对卫青和霍去病二人事迹的叙述中也无形中形成了对照关系。
同是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杰出将领，卫青与霍去病在战场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虽然司马迁将二人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归结为“天幸”这一共同要素，但是，司马迁仍然注重突出二人的独特之处。因而在卫青传记中，重在写卫青作战时布阵上的巧妙和审时度势以及处理重大问题上的“奉法尊职”，强调卫青的老成稳重，而对于霍去病，则突出了作为一名年轻将领的敢作敢为，通过引入汉武帝褒奖的诏书，表现其作战时战法的不拘一格和身先士卒，但同时也指出了霍去病身上所具有的不体恤士卒的缺点。
二者放在一起，卫、霍二人之间的差异立现，从而使二人在读者心中能够形成深刻的印象。除了以上在合传中人物之间的对照之外，司马迁还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将一系列相关的人物传记依次编排形成对照。这种对照方式就属于不同传记之间的对照了。这种安排方式不仅从逻辑上将传记与传记之间很好地串联起来，也使得传主在读者心目中的高下立见，更好地认识同类人物之间的差异。
彭越和黥布二人都出身草莽，且都在刘邦击败项羽的战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因而司马迁巧妙地《魏豹彭越列传》和《黥布列传》前后相连，形成对照。两篇传记看似独立，但是仔细对比细读，觉得这两位出身相同的将领在司马迁的笔下仍显不同。面对天下纷争，但黥布更多的显示出固有的目光短浅和唯利是图的劣根性。无论是帮助项羽坑杀秦军三十万降卒，还是后来的叛楚投汉和聚兵反汉，都是以保住自己的禄位为主要目的。而彭越与黥布相比，更多了一份对天下局势的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