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星在概括“郑世家”全篇内容时，如此道：“《郑世家》以简洁胜，开首写其规画宏远，天下大势括在数行中，可与《三国志·刘二牧传》参看。中附《子产传》，又与《越世家》附《范蠡传》同。范蠡佐越，能转败为胜；子产相郑，能以弱制强，其性情、学术、经济各不同，而以一身系其国之安危则无异。且郑以小国地据中枢，为南北所争；子产能调处其间，使不为晋、楚二大国所灭。其用力较范蠡尤难，而太史公叙子产事不如叙范蠡精彩者，画鹰隼与画鸾凤自殊。又子产之事，分见《循吏传》，此处但揭其大概即可，正不必以详赡见长也。赞语只就‘甫瑕（假）’生议，意在有无之间，而笔具离合之致，亦最耐人寻味。”（《史记评议》）由景星之言，我们大体预知了此篇“郑世家”之规模体制，盖“郑世家”亦犹一幅落墨疏朗、简洁之山水画作，唯中间一轮红日高悬，使疏简中赫然具有点睛之笔，而此红日即李景星所说与范蠡鹰隼、鸾凤自别之郑相子产。我们通读“郑世家”，正可见子产如何以一人之力晕色出整个郑国最浓重之一笔，亦可见红日映衬下整个郑国浅淡有致、疏简有法之破墨走势。
按太史公记载，郑国始祖郑桓公名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母弟。在周宣王继位的第二十二年（前年），姬友即被封在了郑邑（在今陕西渭南华州区东）。而在姬友受封的第三十三年（前年，别本或作“二十三年”），由于其治下百姓都因感念生活安适而爱戴他，所以周幽王任命姬友做了司徒（官名，亦作“大司徒”，职掌土地、教化及征发徭役等事务）。姬友上任后，积极和睦团结宗周一带（即镐京，王幾之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之沣水东）的百姓，宗周一带百姓都很高兴，其恩惠甚至广被河、洛流域一带（泛指宗周、成周之地），使整个河、洛人民都因安居乐业而怀念他。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郑桓公作司徒刚满一年之际，其时的周王朝就因周幽王嬖爱褒姒的缘故而变得乌烟瘴气，王政也越发出现弊端，有些诸侯因此而背叛了周王室。面对当前灾难深重的王室，郑桓公不免忧心起来，他不知道该如何躲避这场祸患才能护得郑邑百姓周全。几番苦思无果下，桓公只能去寻求太史伯帮助。看着眼前忧虑冲冲的桓公，太史伯乃指点迷津道：“只有洛邑东土，黄河、济水的南面地区可以安居。”按，太史伯此言实自《国语·郑语》删易而来。《郑语》作：“王室将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非亲则顽，不可入也。其济、雒、河、颖之间乎？”何以太史伯会作出此番规画，盖在太史伯看来他所指出的那个地方正靠近虢国（此指东虢，姬姓国，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和郐国（妘姓，故城在今河南密县东南、新郑西北），而其时虢、郐两国的百姓都因他们的君王贪婪无度而不亲附他们的君王，倘若这时深受百姓爱戴的司徒桓公能请求居住在那里，则不仅虢、郐两国国君会因桓公正当权而轻易地分给桓公土地，连百姓都会因敬仰爱戴桓公而自动投归桓公之下。
可以说太史伯的这个指导意见还是颇具前瞻性的，可我们的桓公却没有立马表示接受，而是向太史伯提出了自己想要往南迁到长江岸边的另外打算。针对桓公的这个想法，太史伯很快就作出了否决。太史伯认为当初祝融做了高辛氏（即帝喾，号高辛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为五帝之一）的火正（古代五行官之一，掌火政），他的功劳很大，但祝融的后代子孙在周没有发达起来，而是成为了楚人的祖先，倘若周室衰微，楚一定会兴盛起来，而楚兴盛起来，就一定会对郑国不利。眼见自己的第一个提议行不通，桓公又接着提出说自己想居住到西方去。对此，太史伯又以“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表示不赞同。想到自己的盘算被接连驳回，桓公也不好就此继续言语，而是转向太史伯询问天下大势，他很想知道随着周室的衰败哪个国家将会兴起。素有远见卓识的太史伯对这个问题早就洞彻，因此他先是直言出齐、秦、晋、楚这四个大概率将要兴起的国家，接着便详细解答起来。
按照太史伯的说法，齐国和秦国，一个是姜姓国家，属伯夷后代，而伯夷曾辅佐尧执掌礼仪教化；另一个则是嬴姓国家，属伯翳后代，而伯翳曾辅佐舜安抚整顿各种事务，他们两人都和楚人的祖先一样都曾对天下建有大功。另外，周武王打败殷纣后，周成王把叔虞封在唐邑，那里地势险阻，叔虞又施行德政，加上周室的衰败，所以晋唐这个国家也一定会兴起。太史伯言外之意，齐、秦、晋、楚都是祖上功德无量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靠着祖宗荫庇必定能得兴旺发达，所以未来代替周室强盛的必定会是它们。这下，桓公总算心服于太史伯之长远见地，为此他也下定决心听从太史伯的迁居意见。只见他在急速禀报周幽王后，便将郑邑百姓向东迁徙到洛东，而后虢、郐两国果然献给桓公十个城邑，桓公因此得以在那里创建起了国家。
按，太史公于此言虢、郐两国主动献地桓公，又言桓公因此而创建国家。然梁玉绳却说：“因王室多故，感史伯之言，寄孥与贿于虢、郐等十邑。桓公死幽王之难，其子武公与平王东徙，卒定十邑之地以为国，河南新郑是也。然则桓公始谋，非身得也；武公始国，非桓公也；武灭虢、郐，非王徙之而献邑也；十邑中八邑，各为其国，非虢、郐之地，无由献之也。”另，《集解》引虞翻曰：“十邑，谓虢、郐、鄢、蔽、补、丹、依、?、历、莘也。”《集解》又引韦昭曰：“后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也。”若取梁说则是为桓公先贿十邑于虢、郐，非虢、郐主动献邑于桓公，其后桓公死、武公立，武公乃平定十邑并为之国。另，《集解》中郑城所在，即今河南新郑之郑韩故城，其地东枕马陵，西倚隗地，南连许、颍，北达荥泽，冈阜四抱，溱、渭萦回，为四方必经之地。
如此过了二年（当周幽王十一年，前年），犬戎（古部族名，戎人的一支，又称“畎夷”“犬夷”“昆夷”“绲夷”等，殷周时活动于今陕西彬州、岐山一带）在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下杀死了周幽王，同时也杀害了郑桓公。其后郑人共同拥立他的儿子掘突为君，这就是武公。按，有关武公之名，说法各异。《世族谱》《国语》韦昭注作“滑突”，《索隐》一作“掘突”，又引谯周曰名“突滑”，并曰：“盖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旧失而妄记之耳。何以知其然者？按下文其孙昭公名忽，厉公名突，岂有孙与祖同名乎？当是旧史杂记昭厉忽突之名，遂误以掘突为武公之字耳。”然梁玉绳又曰：“谯周作‘突滑’，必讹倒也。《索隐》殊非，祖孙同名，必有一误，不得断史失其名。以掘突为字，亦妄。”则诸说莫衷一是。
武公十年（当周平王十年，前年），武公娶了申侯（申，国名，姜姓，相传为伯夷之后，在今陕西、山西间）的女儿做夫人，是为武姜。武姜先后为武公生下太子寐生与小儿子叔段（一作“大叔段”“大叔”，《左传》又称“共叔段”，《竹书纪年》作“公子圣”）。由于寐生出世时难产，所以等他生下来，武姜很不喜欢他，寐生（即难产之意，寐通“牾”，逆）之名亦由此而来。与寐生正相反，由于叔段生得轻松容易，所以武姜很是喜爱他。二十七年（前年），武公生病，武姜趁机向武公请求立段做太子，但武公没有同意。同年，武公去世，寐生继位，这就是庄公。
庄公元年，庄公将其弟段封在了京邑（郑邑名，故城在今河南荥阳二十里铺乡王寨村东南），号称太叔。这时，祭仲（名足，字仲，“祭”为其食邑，因以为氏，郑卿。祭，即今河南中牟）出来进谏庄公说：“京邑比国都还大，不该封给庶弟。”可庄公却以“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拒纳之。叔段来到京邑后，即开始整顿修治铠甲兵器，训练军队，与他的母亲姜氏合谋起袭击郑都。二十二年（当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前年），叔段正式袭击郑都，其母亲姜氏为其做起了内应。庄公见此乃发动军队讨伐叔段，叔段不敌而逃。随后庄公又攻打京邑，京人纷纷背叛叔段，叔段只能逃往鄢邑（郑邑名，在今河南鄢陵西北，原为妘姓之国，被郑武公所灭）。不久，叔段又在鄢邑溃败，如丧家犬般的叔段于是又逃奔到了共国（古国名，即西周共伯和之封国，故城在今河南辉县）。
叔段败逃后，庄公便转头处理起为叔段做内应的武姜。因憎恨母亲的偏袒与背叛，他把母亲武姜迁到了城颍（在今河南临颖西北），并发誓不到黄泉，母子不再相互会见。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庄公就后悔起来，并日夜思念着母亲。这时，适逢颖谷的长官考叔（亦称“颖考叔”，时为颖谷封人。颖谷，地在今河南登封西）来朝向庄公进献礼物，庄公便赐给他食物，可没想到考叔却向庄公请求能否把赐给他的食物赐给他的母亲。庄公为考叔的孝心大大感动，同时也更加想念起自己的母亲。此时的庄公也顾不得君臣身份，向考叔倾吐心迹说：“我很思念母亲，但我又不愿背弃盟誓，我该怎么办呢？”考叔见庄公孝心未泯，便出主意说可以挖个地道，一直挖到有地下黄泉出来，那样庄公就可以不违誓言而与母亲相见了。庄公听了很是欢喜，便照着考叔的话挖了一条地道，一直通向黄泉，庄公因此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按，有关庄公平定叔段叛乱一事，据《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其实是早就知道段与武姜欲谋夺君位，但庄公并没有一开始就制止他们，而是让他们发展，直到时机成熟，才先发制人，派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于此一举解决了叔段。《左传》的这一记载，让两千年来不少后世之人纷纷谴责起郑庄公，说他是故意“养恶”，是必欲置其弟于死地；是“老奸巨猾”违背人伦。可细想下来，如果郑庄公不消灭他们，郑公又将如何呢？武姜自打庄公出生就不待见庄公，且一心想要扶立自己的小儿子叔段，而叔段有这样的母亲，他有谋逆之心自是必然。要论违背人伦，首先应当谴责的不应当是武姜？毕竟天底下哪有做母亲的会仅仅因为生子难易而对孩子产生好恶之情？庄公出生难产又岂是他所能选择左右？而他却要就此背上被母亲不公对待的悲惨命运？说来庄公不才是那个受害最深的人？母不慈弟不恭，对这样一对罔顾亲情人伦的母子，庄公又何需对他们讲究孝悌？如果说当年虞舜三番几次原谅想要置自己于死地的父母兄弟，并最终凭借自己的孝行感化他们，使自己成为后世“至孝”的榜样，那是后世儒家为实现五伦八德治国而特意推举出来的，属于圣人高度，实则背离人之常情常理甚远，并不值得作为孝悌典型进行标榜。
更为重要的是郑庄公作为一国之君，他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儿子与兄长的身份，他所需要维系的也不再是自己一家之中的伦理关系，而是一国百姓之长治久安。事实上正是因为郑庄公能掂量清自己的身份职责，及时、干净、彻底地扫除了公叔段与武姜的叛乱，才保障了郑国的统一，郑国才有了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与强大。很多时候我们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能简单地从“道德”层面去做直接了当的定性，而应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从广大民众的损益程度，乃至从对历史发展是否有利去检验这个人物的历史功过，如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最中肯、最有价值、也是最经得起历史反复淘洗的。就像我们前面讲述的吕太后事迹，所谓虎毒不食子，她对自己的子孙却狠辣无情到令人发指，可在她的治理下，当时的人民又确确实实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于私无情于国大利，孰轻孰重是好是坏自然明了。所以郑庄公的做法即使不能受到赞颂，但也不应受到指责与批评。
此外，郑庄公对母亲武姜的态度，在平叛时由于怒气攻心故而作出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之毒誓，而后又反悔与武姜和好，因此也有后人评判说庄公这是在故作姿态。其实这里边庄公对母亲的态度变化很好理解：在解决公叔段的叛乱之前，武姜是背叛他的危险敌人，这时的庄公无论于公于私都必然痛恨她；而等到叛乱平定之后，武姜已不再具有对国家构成威胁的能力，且褪去敌对的关系，他们依然是铁打不断的血缘至亲，此时庄公主动缓和一下，不管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有好处：对个人能满足维持天然情感的需求，对国家能满足维持公序良俗的需要。所以，庄公此前痛恨姜氏是真，此后思念姜氏并与之和好也自有其真情在里面，只不过在掺和了对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后，真情里多少要包装上能名正言顺并能打动国人的“外衣”。主动放弃誓言，“挖黄泉”与母相见的高姿态“孝子”形象也就应运而生。
庄公二十四年，宋缪公（即宋穆公，名和，宋武公之子，宋宣公之弟，前—前在位）去世，其后，宋公子冯出居到郑国。同年，郑国侵犯周畿，割走了周朝的庄稼。按，有关“郑侵周地，取禾”一事，本于《左传·隐公三年》而记载有误。《左传》云：“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盖郑国所为仅取周麦一桩，而史公妄增侵地也。二十五年，由于郑、卫两国世代相仇，此年又适逢卫国州吁弑杀了他的国君卫桓公自立，而州吁想与郑国公开对抗。因此，州吁于此年借着郑国欲送公子冯回宋这一事机，联合宋、陈、蔡攻打郑国。四国联军围郑东门，五日乃还。二十七年，庄公开始朝见周桓王（按，杜预曰：“桓王即位，周、郑交恶，至是乃朝，故曰‘始’。”周桓王，名林，周平王之孙）。周桓王因恼怒郑国割了他的庄稼，故而对庄公不依礼接待。
二十九年，庄公因怨恨周桓王此前不以礼待己，所以私下用祊邑（或作“邴”，郑国祭祀泰山的汤沐邑，在今山东费县东南）与鲁国交换了靠近许国的祭田（《索隐》曰：“近许之田，鲁朝宿之邑。”在今河南许昌东南）。按，祊和许田都是周王室所赐，按当时礼法诸侯是不准私自交换的，郑庄公所以公然犯法，一方面确实出于地理远近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借以表示对周王朝的蔑视，发泄对周桓王不予礼遇的不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史公此处记载与《左传》不同，梁玉绳曰：“易田取其便，非因怒王弗礼而易之也。是年郑归鲁祊，尚未易许田。”则是年确有郑国以祊易许田事，但动机却有史公“庄公怒周弗礼”与“易田取其便”之别。三十四年，宋太宰华督因欲夺孔父（名嘉，宋宗室，任大司马，因受宋殇公信任而当权，为孔子祖先）之妻并夺其权而袭杀了孔父并弑宋殇公。
三十七年（当周桓王十三年、鲁桓公五年、陈桓公三十八年、蔡桓候八年、卫宣公十二年，前年），由于庄公没去朝见周桓王，周桓王于是率领陈、蔡、虢、卫四国军队前往讨伐郑国，庄公见此乃与祭仲、高渠弥发动军队自救。不久，周桓王带领的军队即被打得大败，郑大夫祝聸还在战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本来祝聸想要趁周王受伤对其进行追击，但庄公制止了他，说：“冒犯长者尚且遭到责难，何况是欺凌天子呢？”说完庄公乃就此罢兵，并于当夜让祭仲前去问候周桓王的伤势。按，此即“繻葛之战”。《左传》记当时曼伯、祭仲为二拒，原繁、高渠弥则以中军奉公。此“繻葛之战”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上它使得周天子威信扫地，周桓王之后，再没有一位周天子敢于率军出来和称雄的诸侯进行较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自此消亡。军事上，郑国首创的“鱼丽阵”（即将步卒队形环绕战车进行疏散配置的一种阵法。杜预注：“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的出现和成功应用，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促进了古代战术的革新，为古代战术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繻葛之战”后，郑国威望大增，其宿敌卫国也归附郑国，至此华夏诸侯几乎都云集在郑庄公麾下，庄公由此成为了春秋第一个霸国。
三十八年，齐国因受北戎进攻，所以派人请求郑国救援，郑国于是派太子忽统领军队救援齐国。为答谢郑国伸出援手，齐釐公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忽，不想为忽以“我们是小国，与齐国不相配”所谢绝。而当时祭仲正与太子忽一起，祭仲听闻太子谢绝后对太子进行了劝谏，盖在祭仲看来，郑君有很多宠姬，作为太子要是没有强大的援手恐怕难以继位，倘若太子不借此时机找到靠山，将来包括太子在内的三位公子（另外两位即太子的弟弟突与次弟子亹）都有可能做上国君。四十三年，庄公去世。我们回看郑庄公四十多年来所走过的执政历程，他应当算是一个敢作敢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在那个极其讲究礼教等级的时代，周天子作为皇权中心，向来是诸侯臣民心目中无可撼动的权威，是诸侯臣民唯命是从的至高权柄，可是郑庄公却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率先做出了许多在旁人看来大逆不道的事。周天子想分他的权，他大为不满，于是便闹出“周郑交质”之事，还公然割了周天子的庄稼；周天子对他不礼貌，他一气之下又私下与邻国交换土地；最后竟然在繻葛之役中与天子公开对阵，甚至因此射伤了周天子。郑庄公的这一系列行为在当时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他彻底打掉了周天子身上神性的光环，也射落了周天子与诸侯间曾经密不透风的礼教帷幕。而这些行为一旦出现，又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变得不可遏止，自郑庄公霸道挑衅皇权之后便开启了春秋诸侯争霸的序幕，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统治秩序在此后轰然倒塌。可以说郑庄公的所作所为劈开了一个全新时代，他推动历史走向了一个大跨越。
接续史公讲述，庄公去世后，祭仲便扶立太子忽继位，是为郑昭公。说到祭仲与太子忽，他们之间尚有一层渊源关系，盖当初祭仲很受庄公宠信，庄公便任他做了卿，后来庄公派他去迎娶邓国女子（邓国，曼姓，故城在今湖北襄樊北，后来为楚所灭），这邓国女子便是太子忽的生母，因为有这一层渊源，所以祭仲由来看重太子并在庄公死后力挺太子做了国君。然而就在昭公即位不久，另一边宋庄公因宠信其国正卿雍氏（姞姓，相传为黄帝之孙），而雍氏家族女子又为郑庄公姬妾亦即郑公子突母亲，故而宋庄公意欲扶立突为郑国国君。为此他在听说祭仲扶立了太子忽之后，就派人诱召祭仲，并将祭仲拘执起来说：“不拥立突继位，就杀死你。”同时还拘执突以向突索求财物。祭仲迫于无奈只能答应了宋国，与宋国订立了盟约。随后祭仲便带着突回国，立他做了国君。而在此之前昭公忽听说祭仲因为宋国的要挟要扶立他的弟弟突为国君，竟先于九月丁亥日（九月十三）这天逃亡到卫国去了。等己亥日（九月二十五）突回到郑都，郑都刚好无主，因此突顺利继位，这就是厉公。
厉公四年（前年），厉公因忧虑忌惮祭仲独擅国政而暗中派出祭仲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可没想到雍纠保密工作做得不严，被他的妻子也就是祭仲的女儿知道了这件事。得知自己的丈夫要杀害自己的父亲，雍纠的妻子很是不安，她不知道在丈夫和父亲之间自己该站在哪边，为此她向母亲问道：“父亲与丈夫比谁更亲？”母亲闻此乃告诉女儿父亲只有一个，而人人都可以成为丈夫。听完母亲的回答，女儿在心中有了选择，于是她就把雍纠要杀祭仲的事告诉了祭仲，祭仲得到消息后反过来先把雍纠杀了，并把雍纠尸体挂在街市上陈尸示众。此时的厉公对雍纠已是毫无办法，因此他不禁怨恨起雍纠说：“和妇人谋划大事，死得活该！”同年夏天，厉公即被迫出宫居住在边境上的栎邑（郑邑名，在今河南禹州）。按，《春秋·桓公十五年》云：“（夏）五月，郑伯出奔蔡。秋九月，入于栎。”此误合奔蔡入栎为一事。而厉公一走，祭仲便把昭公忽迎接回国。六月乙亥日（六月二十二），昭公再次回到郑都，即国君之位。
同年秋，郑厉公突凭借栎人之力杀死了栎大夫单伯（亦作檀伯，曼伯）后就定居在那里，与此同时，诸侯听说厉公逃亡，纷纷讨伐郑国，但没有取得胜利就撤回了。其后，宋国送给了厉公很多兵力，让厉公得以在栎邑形成自我防卫，郑昭公因此不敢再去攻打栎邑。昭公二年（当周庄王二年、鲁桓公十七年，前年），几经易主动乱的郑国内部再次发生政变。盖在昭公还是太子的时候，其曾在父亲庄公面前中伤过将被庄公提拔为卿的高渠弥，只是庄公没有理会，最后还是让高渠弥做了卿。如今昭公又即位为君，高渠弥不免害怕昭公会借机杀了自己，于是为能保命的高渠弥于冬十月辛卯（十月二十二）这天，趁着与昭公一起外出打猎，在野外射杀了昭公。昭公被杀后，高渠弥和祭仲不敢再迎回厉公，于是就改立昭公的弟弟子亹做了国君，子亹没有谥号。按，有关昭公被射杀一事，《左传》只云“弑昭公”，与史公“射杀昭公于野。”不同。
子亹元年七月（当周庄王三年、鲁桓公十八年、齐襄公四年，前年），齐襄公在（一作“首戴”，卫邑名，在今河南睢县东南）首止会盟诸侯，郑子亹打算前往参会，高渠弥辅助他也准备跟随前往。这时，祭仲却因子亹在齐襄公还是公子时曾与襄公争斗结仇出来劝阻子亹不要前去，他担心子亹此番前去会有性命之虞，可子亹却认为如今齐国正当强大，而厉公又居住在栎邑，如果不前往，就会导致齐人率诸侯来攻打郑国，以武力送厉公返回国都，与其走到这步，不如前往参会，况且去了也不一定会受辱，事情也不一定会到像祭仲所想的地步。见子亹刚愎自用，祭仲也不再进行劝阻，另外因担忧齐国会连同自己一并杀害，祭仲干脆假称有病就此请辞不与子亹前往会盟。而在子亹到达会盟后不久，果然发生了祭仲所忧虑的事情，不可一世的齐襄公因子亹没有第一时间向自己谢罪，一气之下竟埋伏士卒杀了子亹。高渠弥见此乃慌忙逃命（《左传·桓公十八年》云高渠弥被齐人车裂），逃回国后的高渠道弥又与祭仲谋划起立君事宜。经过一番商讨，他们从陈国召回了子亹的弟弟子婴（《左传》云子仪），拥立他做了国君，这就是郑子。同年，齐襄公让彭生将鲁桓公灌醉并拉断肋骨杀了他。
郑子八年（当周庄王十一年、齐襄公十二年，前年），齐人管至父等人作乱，杀了他们的国君齐襄公（其事详见《齐太公世家》与《左传·庄公八年》）。十二年，宋人长万杀了他们的国君宋湣公（其事详见《宋微子世家》）。同年，郑祭仲去世。按，梁玉绳疑此曰：“仲死于郑子十二年，未知《史》何据。”另按，今河南郑州祭城乡祭城村有祭城城址，文献记载为西周祭伯封国，后为春秋时郑大夫祭仲采邑。十四年，先前逃亡到栎邑的厉公突派人用诱骗的手段劫持了郑大夫甫假，要挟他帮助自己回国（《左传·庄公十四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陵获傅瑕。”与此异）。甫假说：“放了我，我为您杀了郑子迎您回去。”厉公于是和甫假订立盟约，并释放了甫假。六月甲子日（六月二十），甫假杀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将厉公突迎回了国都，突就此从栎邑返回即位。
说到厉公此番即位，太史公于此插叙了一件小事说六年前郑都城内的一条蛇与城外的一条蛇在都城的南门相斗，结果城内的蛇死了，而六年后，厉公果然重返国都。盖史公意指厉公复位早有征兆。而按史公接后记载，厉公在其回京复位后，竟责备起了自己的伯父原繁，说其在自己逃亡期间没有丝毫迎回自己的意思，实在做得过分。面对厉公的指责，原繁先以“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知醉矣。”回应，接着即自杀而死。厉公见原繁刚节，竟又转头指责起此前曾为自己胁迫的甫假，以其事奉君主有二心诛杀了他。临死前，甫假满腔悲愤，一句“重德不报，诚然哉！”振聩世人。
厉公突后元年（即其复辟后的纪元元年，当周釐王三年、齐桓公七年，前年），齐桓公开始称霸。后五年，燕（此指南燕，姞姓，故城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卫二国与周釐王的弟弟颓攻打周惠王（周釐王之子），周惠王逃出京城到了温邑（古邑名，在今河南温县西南），其后颓即位为周王。后六年，周惠王向郑国告急，厉公遂出动军队攻打周室的王子颓，但没有取胜，于是厉公将周惠王带回郑国，并安置在栎邑（郑国边邑，在今河南禹州）。后七年春，厉公与虢叔（名丑，为周王卿士）发动袭击，在杀死了王子颓后把周惠王送入成周。按，此处所述惠王与子颓争立一事，史公系奔温者为周惠王，然按《左传·庄公十九年》，“子颓有宠，蒍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蒍国之圃以为囿；边伯之宫近于王宫，王取之；王夺子禽祝跪与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他们（即蒍国、边伯、子禽跪祝、詹父等人，皆周大夫）遂联合苏氏奉王子颓伐王，失败后出奔至温；后苏氏奉王子颓奔卫。卫与南燕伐周，立王子颓为君。其后，郑伯调和王室未果，“遂以王归，王处于栎”。据此，则是王子颓初败居温，非惠王也，而后惠王被逐乃出居于郑之栎。另据《左传》可补充惠王、子颓争立之详细过程。
同年秋（按，张照曰：“《春秋》夏五月辛酉，郑伯突卒。‘秋’字当作‘夏’。”），最初继位四年，后逃亡栎邑，在栎邑待了十七年，最后又重返京城，居君位七年，在位与逃亡时间加起来一共二十八年的厉公最终去世，其后他的儿子文公踕（又作“捷”“接”“椄”）接替即位。我们看自打庄公去世后，郑国至此经历了一场既旷日持久又触目惊心的争立闹剧。在此期间，郑国为乱臣贼子祸害出现了昭公—厉公—昭公—子亹—郑子—厉公之反复易变，局势由此混乱不堪。先是祭仲贪生怕死，变节倒立厉公，间接逼走昭公；紧接着厉公怕被专权，欲杀祭仲，却反为祭仲逼走，昭公于此复辟；然后高渠弥公报私仇，弑杀昭公，子亹继位；其后子亹狂妄无知，为齐襄公暗杀，郑子上台；最后厉公又卷土重来，胁迫甫假，甫假杀郑子，迎回厉公。郑国的这场动乱，若追究起来其实罪魁祸首当在祭仲，当初若不是他怕死变节，昭公何由出走，厉公又何能轻易入主郑宫，并导致其后接二连三的变故；若不是祭仲立场不定，昭公、厉公何由成为郑国由盛转衰的乱主。当然，这里面也有昭、厉二公的自身因素，昭公、厉公兄弟在其父庄公时期，都是庄公的得力助手，曾辅佐庄公创下了“春秋小霸”的局面。然而在庄公死后，昭公兄弟二人却在祭仲等叛臣的主导下，在自己的利欲蒙蔽下，失去了往日的团结和睦，最终使得郑国陷入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昏暗变乱，庄公此前打下的大好局面就此丧失。对此顾高林曾惋惜地说：“昭公、厉公，俱枭雄绝人，使其兄弟辑睦，三世相继，郑之图伯未可知也。”（《春秋大事表》）。
而在郑国为内乱直线下坡的同时，另一边，齐、楚、晋却在这一时期蒸蒸日上，郑国最终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与空间，降为了二三流的国家。与春秋诸国相比，郑国的内乱其实不算多也不算复杂，但郑昭公、郑厉公争国造成的后果却是最触目惊心，极其惨痛的，其后郑国的瓦解陨落即由此转关。太史公正是见出这场闹剧的惨痛教训，才在篇中详加记述。而通过史公对“郑世家”及同期诸国历史讲述，我们也越发领悟：国之兴衰发展有赖于贤臣明君，但独有某位贤臣明君还远远不够，要想获得国家的长久发展，主要还是靠历任君主接力赛式的持续发力，就像秦国最终统一中原，不正是靠着历任秦君前仆后继的努力。纵观秦国的整个发展史，期间鲜有掉链子的昏君出现，正是这种自上而下贯穿的坚定信念与拧成一条绳的接力奋斗才使得秦国走上一统天下的道路。再反观其他国家，纵然有不少高光时刻与璀璨之星，然而更多的是昏庸无道之辈，试想再大的家业又如何经得起败家子的反复折腾？再辉煌的巅峰又如何受得住来自内部地动山摇的腐蚀崩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