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是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大约生于景帝末年，死于武帝末年。他的父亲司马谈曾担任掌管天文历法和编纂史书的太史令，临终时叮嘱司马迁，要他完成自己的毕生愿望，撰写一部通史。司马迁后来接替父职，开始搜集资料，撰写《史记》。
汉武帝时，将军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为帮他说了几句好话，引起武帝愤恨，下狱当斩。为了完成《史记》，他选择了当时人们宁死也不肯接受的宫刑，忍辱苟活，最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史记》又称《太史公书》，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前）之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它开创了中国汉代以后各个朝代修史体例的先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巨大深远的影响。除了史学贡献，《史记》还是一部典范式的文学巨著，鲁迅曾经称赞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其不朽的文学价值。
《史记》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它是一部私人独立创作的史书，和后世绝大多数集体修撰的史书不一样，因此字里行间弥漫着作者鲜明的个性。其次，司马迁生活在儒家大一统思想全面统治的前夜，思维比较活跃，敢于挑战权威，因此书中有着批判性的观点。再次，司马迁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也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合力造就了这部伟大的作品。
作为一部经典的杰作，《史记》在历朝历代都令文人学者醉心。当然，这只限于追求真学问的读书人，至于那些一心求取科举功名的腐儒们，也许不会读它。
清朝诗人王士祯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宋琬的人，年轻时正在读书，来了一个老科举装腔作势地问他：“小子，读什么书啊？”宋琬回答说：“《史记》。”那人又问：“谁写的？”他回答说：“太史公。”那人再问：“太史公是哪科进士？”他回答：“是汉朝的太史公，不是今天的进士。”于是那人抢过宋琬手中的《史记》，读了几行，不屑地说：“写得也不怎么样嘛，读了有什么用？”说完高傲地扬长而去。
这就是典型的死读书，被僵化的科举考试毒害的例子。上千年的科举考试，使得无数读书人除了有限的几种应试教材，其他一概不知。所以到了清朝末年，维新思想家康有为大声疾呼，那些科举中了高第的进士连司马迁都没听说过，更别说七大洲四大洋了，如何能治理国家？
我们当今的青少年和家长，应该引以为戒。只知道死记硬背而很少去读经典，就无法自己去寻找历史的脉络。一说起历史上的某个人物、事件，只知道一套陈旧、固定的说辞，虽然滔滔不绝，却不知史实和细节，更没有个人的思考，整个人成了一台复读机，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要想了解中国的历史，必须亲自去阅读原始史料，才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大概的认识，才能激发自己去寻找更多的史料，对教条式的结论也就不会迷信。事实上，历史本身丰富多彩，并不是几条干巴巴的总结概括所能涵盖的。历史课的宗旨不应该是死记硬背，而是要通过亲自阅读史料去阐述自己的认识。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小培养阅读原始史料的习惯。
《史记》无疑正是历史经典阅读的首选。它是我国古代最好的、最独一无二的史书，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称引，大量典故词汇皆出自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描写荡气回肠，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粹。从这个角度来讲，就算只对优美的古典文学感兴趣，熟读《史记》也是非常必要的，更不必说“读史使人明智”，足以令人以史为鉴了。
行文严格遵循忠于原著的原则，对古代的社会状况、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也会略加额外说明，以方便阅读和理解。每篇之后都附有数百字的读史点评，既有对整篇传记人物或者故事的点评，也有对故事背后思想的梳理，还有结合历史对现实的关照，以帮助青少年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史记》中也有逻辑不通、与史实不符之类的问题。比如《史记》记载，秦始皇曾在南巡时渡湘江，登湘山祭神却碰上大风，船只难行。他问手下：“此地的土神是谁？”手下回答：“据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死在这里，就地成神。”他勃然大怒，下令把湘山上的树砍光。
然而，这个很能表现秦始皇暴君性格的故事，在出土的秦简中却有着完全相反的记载。秦简上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秦始皇南巡湘山时，在山上现场下诏说此山和旁边的屏山、骆翠山都林木幽美，要严禁砍伐，俨然中国史上“环保第一人”。
《史记》和秦简的记载完全矛盾，那么哪个是真的呢？当然秦简是真的，因为这是当时的法律条文，是颁发给各级官府，需要官吏严格奉行的，不可能作假。当今考古研究发现的出土文献，可以纠正和补充《史记》中不少诸如此类的问题。对此，我们都会尽量在文中引证剖析。
总之，这是一本很适合青少年阅读，同时又能保证知识含量和学术水准的《史记》白话翻译作品，我想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希望青少年读者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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