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紫牛新闻
作为古代中国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的开通与整修，不仅直接活跃了中国区域间的物流与人际交往，同时也影响到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外交往来。
古代海外诸国来中国大多走水路，大运河成为古代东方世界主要国际交通路线的组成部分，大运河最东端从明州港（宁波）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串连海外诸国，最西端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成为陆海丝绸之路的连接线，也成为中华文明与外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经纽带。本期“史说”邀请到《传奇中国：大运河》一书作者、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姜师立，为我们讲述大运河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故事。
他们从运河走来
明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高丽使臣权近路过大运河边的清河驿，眼见淮安西北黄、淮、运三河交汇的雄伟景象，不禁目夺神移：
浩浩三河口，风涛怒拍天。
孤樯危自袅，轻缆弱难牵。
不欲凌波上，唯思泊岸边。
顺流犹未易，注目正茫然。
怒涛拍天、孤舟自危，逆流而上很难，顺流而下竟也不易。权近此行的目的是向朱明王朝朝贡。他从高丽出发，走陆路到大明国境内，再沿运河南下，直达首都南京。对当时的朝鲜人来说，这是一条进京的经典路线。
比权近早年的新罗（朝鲜）人崔致远也曾漂流在大运河上。咸通九年（公元年），12岁的崔致远来到晚唐的洛阳、长安等地求学，18岁进士及第，在东都洛阳游历了两年之后，便沿着大运河来到了江南，在这里，他当了3年溧水县尉，在运河名城扬州宦游了5年。中和四年（公元年），28岁的崔致远从扬州启程回国。他的作品《桂苑笔耕》中的诗文都是他在中国生活时期所作，字里行间不乏水乡意韵。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交往。隋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使者来华学习先进文化。当时日本来唐的路线有三条：
北路是经朝鲜半岛西渡黄海，至登州上岸，再由青、济、汴州达于洛阳、长安；
中路是由日本直接跨海西行，至长江口岸及苏北沿海一带登陆，入扬州、楚州，通过邗沟和通济渠继续行船，经汴州、洛阳西达长安；
南路是从日本横越东海，南下明州（今宁波）及浙江沿海登陆，溯钱塘江或浙东运河经越州（今绍兴）至杭州，由此经江南运河至扬州，再循邗沟、通济渠西去长安。
中路和南路两条线路都要经过大运河，而唐中期后，日本人来中国都是走中路或南路，沿大运河进入中国内地和京城。
日本遣唐使团组织完备，多时一次达多人。除官员，还有医师、画师、史生、铸生、细工生，以及不少的留学生和学问生。他们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等贵重礼品，唐朝政府则回赠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等。在中国学习的留学生，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常以诗酬赠。晁衡还曾协助鉴真东渡日本，在途中遭遇风险，误传淹死，李白为此写下《哭晁卿衡》的悼诗，表达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后来，晁衡历尽艰险返回长安，继续任职，最终病逝于长安。
对江苏来说，民众与国外的交往由来已久。大运河的开凿为外国人游历江苏各地提供了便利。年，日僧成寻乘船抵苏，当地僧众至运河出迎。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一行人在大运河扬州、高邮、宝应段的游历过程：
“……从水路(指掘港至如皋的水路)向州(指扬州)去，水牛两头，以系二十余舫，或编三艘为一船，或编两只为一船，以缨续之，前后之程难闻相唤。掘沟(原注:指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此即隋炀帝所掘矣……廿日，卯毕，到赤岸村，问土人，答曰:从此行百廿里(应为二十里)，有如皋镇。比至午时，水路北岸，杨柳相连……”
“直流无曲”，是隋炀帝“拓宽取直”的要求；而“杨柳相连”，与隋炀帝要求沿河种柳树相符。
朝鲜成宗时代的文臣崔溥，在年与同船42人飘至浙江台州海滨登陆。他们一行抵宁波、杭州而沿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然后过鸭绿江回国。他所著录的《漂海录》中有完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游历记录。
交流是双向的。古代中国人要沿海上丝绸之路到其他国家，他们也多选择由大运河从扬州入长江，或由浙东运河到宁波入海。比如鉴真和尚，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邀请东渡日本，经过六次东渡，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年（公元年）到达日本。这6次东渡几乎都从扬州由大运河出发。他将律宗传入日本，还为日本带去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
异国知识沿着运河散播各地
“我们的帆船进入了皇家大运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它流过高山，穿过谷地，还与众多河流湖泊相交”。年10月7日，英国使团从北京通州上船，开始了33天的运河之旅。在行记中，马戛尔尼及其随从这样描述大运河。他们是第一个完整游历京杭大运河的外国使团。
“我们在一座大城市（淮安）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这是哪座城市？”
“（镇江）江面上的波浪如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还见到了江豚。”
“（金山焦山）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的迷人的建筑。”
“苏州城内外无数居民都衣着更好，看上去都更满足和愉快，胜过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他们几乎都穿丝着绸。”
大运河以及运河边的城市景象让他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异国风情”。其实，早于他们年前就在欧洲传播。马可·波罗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至元十二年(年)，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曾在扬州当过3年的官。运河沿线城市由于物产丰饶，成为后来他写的游记中的重要内容，如扬州、苏州、杭州、临清都在他后来的游记中有详细描写。
除《马可·波罗游记》外，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等，他们也都曾将大运河的地理文化通过文字传播至外国。前者于年从威尼斯出发，走海道到广州，由泉州到福州，再经仙霞岭，下钱塘江入杭州到金陵，后来又扬州沿运河而上到元大都；而利玛窦则是在年抵达中国，他的运河之旅是从扬州开始的。到北京后，他说：大运河实在是美极了，是世界奇迹啊！
与之相比，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更为深远。理雅各于年到访中国大陆，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他来回都从大运河上走。理雅各不仅将诸如四书五经的中国典籍翻译成英文，还著书立说，系统论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国的文学和宗教。
中国文化通过大运河走出去，西方文化也通过大运河走进来。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德国出版，掀起了一阵“中国热”。大批年轻传教士申请来华，汤若望也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但将西洋历法带入中国，还传播了欧洲16世纪的火炮制造知识、矿冶知识。
法国人金尼阁则携带欧洲各国募集的册图书和仪器，从杭州沿大运河抵达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外国图书馆。他立志要将这册西洋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
此外，阿拉伯天文学、数学及医学，高丽音乐、印度的制糖新工艺，都曾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沿着大运河传播，改变了运河边城市居民的生活形态。
苏禄王长眠大运河畔
几百年来，大运河承载着国际文化交流的重大使命。香料、珠宝等进口物资通过它辗转运往全国各地，国产的丝织品、瓷器和茶叶也是通过它运往丝绸之路。有了大运河，长安才能成为长安，盛唐才能成为盛唐。那时与日本、朝鲜、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等国家的海上联系日益增多，仅住在扬州的阿拉伯等洋商就有五千多人。
而在来来往往的人潮中，苏禄王可能是比较特殊的一位。
苏禄国位于今天的菲律宾群岛的南部。明永乐十五年（公元年），苏禄群岛上的三位国王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和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率家眷、官员共多人远渡重洋来明帝国进行访问，经杭州、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去北京。
在中国访问了27天后，三王辞归，明成祖朱棣又派人专程护送。九月初，沿运河行至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喇因为水土不服，加上旅途劳累，身染重病，于九月十三日病逝于德州。朱棣立即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前往致祭，并抚慰其家人。朱棣还为苏禄东王写下悼文，追谥他为“恭定王”，按王礼将苏禄东王葬于德州。
东王下葬后，其长子都马含随西王、峒王等人回国继承王位。按照中国的礼俗，成祖让王妃葛木宁、次子温哈剌、三子安都鲁及侍从十余人留在德州守墓3年后返回。明朝对守墓的东王后裔非常照顾，不仅赐田免税，德州官仓还每人每月供给口粮一石。朝廷还从山东历城县拨来3户居民供东王守墓的后人役使。
三年守丧期满后，东王的二儿子安都禄、三儿子温哈剌不愿再回苏禄国，他们按照中国的姓氏习惯，改姓安姓和温姓。永乐二十二年（公元年），明朝政府派人护送王妃葛木宁回国，由于对东王的眷恋，次年她再次返回德州，从此再未离开。现在的苏禄王墓东南方，有三个比王墓略小的土堆，便是王妃和王子的坟墓。经过数代繁衍，到明万历年间，安都禄的后代已达到70多人。到今天，苏禄东王长眠在中国大地上已多年，他的后裔安、温二姓已传至20世孙，计多人。
特约撰稿姜师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