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生存的土壤史记对于中国人而言究竟

有时候冥冥之中就有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只要这个人一出现,这个民族的所有人都活在他勾勒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人们找到了归属,找到了安全感!他的杰作成了这个领域的北极星,永远耀眼!比如司马迁,《史记》一出,中华民族便有了记忆之根!

——笔者按

亡国不可亡史

传闻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百姓离散,大量家产带不走,唯独怀里要带上一本《太史记》,而这本《太史记》就是司马迁在狱中所写《史记》最初的名字。这说明《史记》问世以后不久,即广为流传,成为百姓所追捧的作品!

那么《史记》对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到底有多重要呢?

如同清代学者龚自珍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汉朝作为以汉民族成型的重要时期,《史记》的出现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如果没有司马迁,一定会有别人出来写一本追溯先民历史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史记》造就了汉民族的归属感,更是现代中华民族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根本!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皇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约三千多年的历史,常言所说五千年中华文明,最早也是从实际的记载推算出来的。有人说司马迁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而以汉代人的认知水平,超过五百年以前的历史,除了少量文献记载,基本都是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可信度必定大打折扣!但是如果了解了司马迁这个人的一生和他的品性,也许你就因为信任这个人而相信《史记》绝非一本毫无根据的故事书!

修撰《史记》是司马迁家族的理想

整理传世文献,编订史籍是司马迁的家族传统,司马家世代为太史,而太史负责掌管宫廷文献档案,修史记事。司马迁年少时,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立志要为大汉写一部前所未有的史典,于是宫廷所藏海量前朝文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图书馆,司马谈大量阅读久经岁月的文档,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这为后来司马迁创作《史记》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少年时期的司马迁师从孔子后裔孔安国、董仲舒等人,由于家境优渥,司马迁立志周游四方,每到一处,详细勘察地区特色,民风乡俗,司马迁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听各地的老人们讲故事,因而留下了大量的采风资料。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一生壮志难酬,修撰史记的任务就留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追忆父亲在弥留之际的遗言说到: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司马迁由此正式传承司马谈遗命,立志要完成司马谈未竟之功。此时的汉武帝早已迈入晚年,处理事情越来越暴躁,恰逢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98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随贰师将军远征匈奴,仅以五千步卒与八万匈奴兵交战,最终寡不敌众,投降匈奴。

司马迁因此同情李陵投降事出有因,并在朝堂之上公然为李陵申冤,因此触怒汉武帝,入狱后被处以宫刑,对司马迁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因为自治还肩负家族修史遗命,司马迁顽强的坚持下来了。

司马迁在狱中写给好友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终究表明了他的心迹: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出狱后司马迁闭门不出,利用太史官职,广泛阅览宫禁典藏,借助早年游历经验和父亲司马谈遗留笔记材料,历时十四年终于完成,定名《太史公书》,由此缅怀先父司马谈。由此历经两代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写成的《史记》基本完成,后经过司马迁外孙的帮助,逐渐流传开来,后世流传《史记》版本多在此基础上完善而来。

史学价值

中国人有记载历史的传统,,同时也有自己的一套历史观念,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不仅成为司马迁的象征,因此被封为史家之鼻祖。《史记》的修撰,奠定了中国人撰写史记的格式。

研究汉代以前以前的历史,《史记》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部巨著,尚忠精于农作的夏人;尚鬼神而沉迷酒精的商人;喜好青铜器而喜欢哲学的周人;喜欢修长城和筑陶俑的秦人,以及善于沟通贸易喜好编撰史籍的汉人,多一百本研究汉代以前社会的史学著作,都不及亲自读一本《史记》得到的收获多。

《史记》撰写之前,历史撰写格式以《春秋》为参考,条分缕析,以年系月,以月统日,作编年体,随着汉朝的同意,编年体不在能够满足现实的需要,司马迁以《世本》、《左传》为参考,创造了纪传体修史格式,上承编年体的修史模式,下开断代史的修撰风格。

宋代史学家郑樵评价《史记》:“诗歌亡而春秋作,春秋亡而史记作”,并将开创纪传体通史的司马迁与开创断代体史书的班固对比而说:“迁之与固,犹龙之与猪”。虽不免有过分拔高的嫌疑,但足见传统史学大家对司马迁异口同声的认同。

文学价值

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传承的载体,优美的语言,更能够传达最高雅的意境,汉文化之所以发达而且源远流长,根本上还在于文字优美,句法整洁实用,古代社会学生学习文字句式,必先要求《史记》能够熟记于心,以至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史记中所用的句式,成为文人争相模仿的对象。

现代社会中学生语文课本依然有《陈涉世家》《孟子荀卿列传》等经典文章。随着民族复兴时代的到来,汉文化必将重拾信心,《史记》依旧是中华民族的记忆之根。

司马迁笔下塑造的廉颇与蔺相如,以廉颇的忠勇正直描画出战国第一武将的雄风,以谦和睿智勾勒心怀大义的良相风范,“将相和”的典故成为历朝历代官场建设的正面教材,鲁迅则说《史记》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楚江边上,项羽被围该下,兵败如山倒,项羽自知势去,让虞姬走,虞姬不走;轰乌骓马,乌骓马不去,项羽直呼此非人亡我,天亡我也。一代霸王,何等凄凉

思想价值

《史记》的撰写,一直秉持着“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价值观念,《史记》中依旧按照微言大义的褒贬手法,通过称呼的方式,表达作者的观点,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或许陈胜吴广并没有这么说,但司马迁希望陈胜吴广能够如此说,反正陈胜吴广究竟有没有说这一句话,都已经不重要了,但这句话所表达的观点被中国人一代又一代所信任,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真正的贵族,就是因为这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教育!

《史记》通过列传记载了汉代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人才等诸多领域的历史,充分包含了传统中国人对社会的认知和经济的理论常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言以蔽之,经济贸易的本质跃然纸上

总而言之,历史上的汉民族之所以不被异族所灭,反而屡次同化异族,功劳就在于对文化的认同,认同之根本,就在于拥有共同的记忆,《史记》所记载的历史成为后代子孙的骄傲,现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紧紧抱在一起,就在于对于共同历史的认同,这也表明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奏!《史记》所记载的先民往事,是深植于人民内心的文明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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