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雕版印刷，堪称与中国雕版印刷历史相始终。作为中国雕版印刷的重镇，扬州雕版印刷肇始于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盛于明清。
据文献记载，迟至唐代中后期，扬州雕版印刷已经较为普遍使用。唐玄宗天宝十二年(),扬州高僧鉴真大师成功东渡日本，随行人员中就有雕檀、刻镂、铸写、修文、镌碑等能工巧匠。据日本《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载：鉴真及其弟子“曾刊刻律之三大部”,被誉为“日本开版事业最古者之一”。最早记载扬州有雕版印刷的文献是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和《禁版印时宪历奏》。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好友白居易诗集《白氏长庆集》作序，注中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五代十国时，后唐宰相冯道上疏建议朝廷由国子监校刻《九经》,颁于天下。
在古籍收藏界中，“宋版书”的地位很高，俗称“一两黄金一页书”，历来是古籍收藏的极品。目前确知为扬州所刻的宋版书并不多，据王澄《扬州刻书考》记载约20余种，传世的更少。如淮南路转运使司所刻裴骃《史记集解》、高邮军学所刻秦观《淮海集》、扬州州学所刻沈括《梦溪笔谈》、真州郡斋所刻陈旉《农书》、淮东仓司所刻苏轼《注东坡先生诗》、北宋太宗雍熙二年高邮军署刻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其中南宋淮东仓司所刻的《注东坡先生诗》，堪称现存扬州宋版书的第一神品。这套拥有八百年历史的诗集堪称国家级宝藏，兼具名家文学、学者评注及印刷美学等价值。
宋代扬州雕版精品成国宝
《注东坡先生诗》（宋苏轼撰宋施元之顾禧注）因迭经名家收藏身负佳话典故，堪称现存宋版书的执牛耳者。宋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由宋代书法名家以欧体写样上版，保存完好，曾由清怡府及翁同龢收藏，多位名家题跋。
现存的淮东仓司本《注东坡先生诗》均为残本，分别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台北“中央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以及民间藏家手中。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存五册十九卷，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仅存六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存三十四卷，且品相完好，为四帙中最完美者。另有两卷在民间收藏家手中。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南宋理宗景定三年(年)郑羽的修补印本，也就是原版刻好印行60年后，重新修补印刷的版本，即后世所称的景定本，该注离苏轼所处时代最近，故最为可靠，在苏诗注释史上具有奠基性质，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虽然都是残本，每本书背后却都有着一番曲折动人的故事。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本更因历经火烧，留有部分烧焦痕迹而充满传奇色彩，是“烬余之书”。清末，藏书家袁思亮购得此书，后来袁宅在光绪末年失火，袁思亮恨不得以身赴火，幸而被家人冒火救出。这本书过火而未毁，成为清代书林佳话。遗憾各册书口书脑烧毁较重，各卷内容、题跋受损，后人称之为“焦尾本”，近代藏书家缪荃孙感叹其“真海内孤本”。“焦尾本”另有一卷在火灾中流散，经修复后归民国大藏书家陈清华所有。年，旅居海外的陈氏后人将这卷转让给国内收藏机构。而另外一卷，被著名藏书家韦力8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收藏。
编撰者撩起神秘面纱
《注东坡先生诗》全书共四十二卷，是宋人施元之父子、顾禧注释的苏东坡诗集。与其他宋版苏轼诗集相比，《注东坡先生诗》收诗最多，卷四十一、四十二《追和陶渊明诗》首及附录《苏轼年谱》，是其他版本没有的。南宋宁宗时期，施元之的儿子施宿在担任淮东仓司官员时刊刻此书。具体成书年代当为嘉定六年(年)，距今已有年。
关于《注东坡先生诗》的作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0最先著录说：“《注东坡集》四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藩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
陆放翁为序，颇言注之难。尽其一时事实，既非亲见，又无故老传闻，有不能尽知者。”《注东坡先生诗》的编撰者们学识洲博，施元之以文章著声，做过秘书省著作佐郎。国史院编修，顾禧博学有名，著述宏富，施宿长于金石之学，像他父亲一样，也是著名的出版家。关于著作者三人的分工问题，最早见于陆游所作的序：“吴兴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属游作序。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用工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赅洽。”根据该书实际情况看，句注当为施元之与顾禧共同完成，题注则是施宿独立完成。施宿于嘉定六年()初刻此注，即后世所称的嘉定本。
施宿《注东坡先生诗序》云：“宿因先君遗绪及有感于陆公(游)之说，反覆先生出处，考其所与酬答赓倡之人，言论风旨足以相发，与夫得之者旧长老之传，有所援据，足稗隐轶者，各附见篇目之左，而又采之《国史》以语其年，及新法罢行之目，列于其上，而系以诗之先后，庶几口（原文如此）者知先生自始出仕，至于告老，无一念不惓惓国家，而此身不与。此处不仅明确地交代了自己编撰题下注及年谱的工作，而且还详细地指出了题下注所侧重的内容，故题下注为施宿所作，当是不刊之论。
《注东坡先生诗》的主要编撰者施元之，《宋史》无传，生平行事不详，清代的苏诗注释者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辨。元之字德初，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张孝祥榜进士，以文章著声。学向该洽，文采清新。元之学识渊博，著述丰硕，但其品行却颇为时人所诟。又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载，元之乾道八年知衙州时，曾刻印苏颂(新仪象法要》3卷。
另一编撰者顾禧，其生平亦不甚详，仅有零星记载。禧字景藩(一作蕃)，吴郡(今苏州)人。其祖沂，字归圣，知龚州；父彦成，字子英，尝官两浙运使，皆有贤名。榕少任侠纵游，既壮乃折节读书，于诸子百家、方技、卜曹之书，无不披览。工诗文.下笔不能自休，声名藉甚。禧虽受世赏.然一生未仕，居光福山，闭门著述.乡人颇重之。除与施氏父子合注苏诗外，顾禧又补注过苏词。因原书已佚，详情不得而知。
(注东坡先生诗》的另一编撰者与刻印者施宿（-），字武子，元之之长子，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施宿幼承家学，绍熙四年()进士，庆元初()知余姚县，为政务大体，尝市田买书，以教学者，次年又筑石堤以防海涛，建庄田二千亩，以备修堤之役，楼钥有《余姚县海堤记》(《攻魏集》卷五九)以记其事。后官绍兴府通判，主持编撰《会稽志》，刻《禹庙碑谱》。嘉定间以朝散大夫提举淮东常平仓，修筑泰州城垣。
《扬州雕版人才打造第一神品
此书能够刊刻，居功至伟者当属施宿。施宿嗜好金石之学，广搜碑帖名峡，参订石鼓箱文，刻于淮东仓司。也就是说，施宿嗜好金石之学，广搜碑帖名峡，参订石鼓箱文，刻于淮东仓司。在扬州刊刻了一批作品。可惜《注东坡先生诗》刊成之后不久，施宿就不幸辞世。
协助施宿刻此书的傅穉，字汉孺，湖州人，著名的书法家兼收藏家，其家藏有《谢师厚帖》。其时他应该流寓扬州，就帮助淮东仓司施宿出版此书。该书由其手写上版，其字体模仿欧阳询，其字体出于《醴泉铭》《化度寺》两碑，又融入苏东坡书体意韵，保存完好，触手如新，堪称人间瑰宝。
作为宋代扬州雕版印刷艺术代表作，素以字画俊美、刀法清劲、楮墨明净、版刻精良著称，在宋版书中堪称佼佼者。版心记录的刻工有丁谅、包仲、张世贤、林春、徐洪等，均为当时扬州版刻高手。因为刻工较好地保留了书法意味，加之印刷所用纸墨也是上上之选，。原书前后黑色护页的题记和画作颜料，系用“金液银液”调制，历经岁月侵蚀、诸多劫难，,依旧暖暖含光，故被誉为宋版书中的“神品”。见过景定本的傅增湘曾云：“字尽俊美，楮墨明净，生平所见宋代佳刻，殆难其匹。（藏园群书题记[M].天津：大公报出版部，.）甚至有古籍版本专家说：研究中国版刻，如果没见过这部书，那才真叫遗憾。
有人说，为了刊印《注东坡先生诗》，施宿被朝廷查办。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云：“其间尝以其父所著《注东坡先生诗》刻之仓司，请善欧书的书法名家傅穉手写上版，作为其归家的路费。言者因摭此事，劫其赃私，遂罢归。”嘉定七年正月二十一日，直秘阁施宿因中书舍人范之柔弹劫其“刻薄亭户，规图出剩，以济其私”，致使其罢职与祠禄(然宿已死百日，朝廷未知其死)。其实周密所言并不准确，按施宿被弹劫罢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利用公款刊刻《注东坡先生诗》，而是他贪污修城与茶盐公款，范之柔的劾奏及其女儿上书自陈，都未提及用公款刻书之事。不过，施宿死后百日全家即遭抄籍，所刻之书不免受损，故此书在后世传本极少，弥足珍贵。
扬州藏家捐献珍本留佳话
国家图书馆现存《注东坡先生诗》6卷，来自于不同藏家。其中名气最大的是清代大藏书家黄丕烈珍藏的两卷即第41、42卷《东坡和陶渊明诗》。黄丕烈曾把宋版《陶靖节先生诗》和宋版《陶渊明集》放在一起，给藏书室起名“陶陶室。”嘉庆十六年()立冬日，黄丕烈又得到南刻施顾两家注《东坡和陶诗》，使之同处“陶陶室”。此事成为藏书史上的一大故实。
淮东仓司本《东坡和陶诗》与《注东坡先生诗》是什么关系？施元之、顾禧合编的宋刊《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将见于《东坡前集》与《后集》诸诗编年笺注时，《和陶诗》另编二卷，集中排列于全书最后，不与其余苏诗相混。
黄丕烈身后，“陶陶室”藏书先后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杨氏海源阁收藏。民国时期，此书由一位扬州人——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周叔弢先生购得。周弢叔(---)，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晚年自号弢翁。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年生于扬州，是扬州小盘谷主人周馥的嫡孙。年迁至天津，年开始经营实业。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副主席等职。他的父亲周学海以江苏候补道员的身份定居扬州，平时淡漠仕途，不善交际，唯好读书，尤喜钻研医学，曾编撰《周氏医学丛书》。
受此熏陶，周叔弢爱书近乎痴迷，“设遇铭心绝品，孤行秘本，虽倾囊以偿，割庄以易而曾不之惜”他一生聚书近4万册，其中很多是宋元明精本，在北方和李盛铎(木斋)、傅增湘(沅叔)齐名，并与南方的陈清华并称“南陈北周”。而他收藏善本，除了个人爱好外，更重要的是为国家保存民族文化遗产，不致因水火兵虫之劫化为云烟，更不要流落海外。年，他将毕生藏书的精华部分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包括著名的“陶陶室”三宝：宋版《陶靖节先生诗》、《陶渊明集》和淮东仓司本《东坡和陶诗》，就成为藏书史上的一大佳话。